上世纪70年代中期,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人员,曾向郭沫若先生请教如何从整体上评价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郭老指出总体上是“北方防御,南方浸润”,并解释“浸润”主要是文化浸润。郭老的意见高度概括,是十分准确和深刻的。
笔者认为,郭老所说的“北方防御”,主要是指古代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给中原王朝造成很大压力,双方的关系,基本上是前者南下侵扰和后者抵御及防御的关系,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发展中充满矛盾,融合过程多表现为激烈的斗争与压迫。所谓“南方浸润”,则是指南方少数民族很少越出居住地域进入中原,而与中原汉族之间,在文化方面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关系,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为中原汉文化所浸润,民族融合是一种渐进式发展、相嵌式融合的过程。郭老的上述论断,为历史记载所证实。
北方边疆地区多波及内地的战乱,而南方边疆地区的纷争影响内地的情况较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部少数民族不断南下进入中原。一般而言,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途径,主要是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多数情况下是汉族人口另散和渐进式地进入),被后者所融合,其改变是一个渐进式的缓慢过程,较少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南方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普遍是以初级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初级复合型经济,畜牧、采集、渔猎等均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迁入的农业人口较易适应,不同形态文化的冲突,较之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较为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方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其过程相对平缓,且较少波及外界;同时,经过渐进式民族融合的南方少数民族,缺乏东进中原的原动力,这也是数千年来南部边疆民族政权,极少问鼎中原的重要原因。
数千年来,我国植被类型变迁的趋势,总的来说是栽培植被不断扩展,天然植被则逐渐缩减。具体而言,在北方地区,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界限以及农业与畜牧业分界线的北移,以生产粮食为中心的栽培植被逐渐向北面扩展。在南方边疆地区,则是由于气候的逐渐变冷和人们开发活动的加剧,天然植被逐渐向南面缩减。由此导致了南北方边疆的人口的流动和民族关系的改变。
在北方草原地区,民族融合的途径大致有二:其一是在农业与游牧混合地带遣兵民镇守,使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接触融合的界面逐渐北移,其二是封建王朝把北方游牧民族人口移入内地或塞内,其后果同样使民族融合的界面不断北移。
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所具有的特点,其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总体上来看,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较早进入阶级社会,并形成巩固的地方势力,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未遭受大的挫折或失败,一直是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先导部分。这部分少数民族,其上层易与封建王朝的镇将和官吏结合,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但是,这些地方势力往往占据一方,从未统一过西南或南部边疆地区。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在南部边疆各地都有出现大姓势力的记载。在北方草原地区则少见类似记录。在西北边疆地区,也很少出现地方官吏和镇将与当地民族豪强相结合的情况。究其原因,首先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聚散甚速,历代活跃的游牧民族更替频繁;其二,西北草原地区在很长的时期内未形成较稳定的政治经济中心,而边疆地区形成稳定政治经济中心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有一处或若干处经济文化稳定发展、被数代封建王朝选择为重要统治机构治所的农业地区。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便不可能出现有厚重历史积淀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少数民族。
其三,西北游牧民族与封建王朝长期对峙,地方官吏、镇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长期处于对立或戒备的状态,相互信任乃至结合是很少见的。其四,历代王朝大都有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对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的军队和将领控制很严,极少有授以灵活处置重要事务之重权的情形,同时朝廷对镇将的调动较为频繁,也减少了镇将割据以及与地方势力结合的可能性。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也使西北边疆地区地方的汉族官吏和镇将,较少有融合入少数民族的情况。
与西北游牧地区相反,在南部边疆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即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民族政权,如秦汉时滇池地区的滇国,秦汉时以今广州为中心、势力达到岭南乃至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的南越国。以后在唐代,又出现以云南为中心的南诏,宋代出现大理国。这些政权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往往也是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区域性交通网络的中心。这些中心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甚高,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大都未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这些地区也成为当地较先进的少数民族,如云贵地区的白蛮、岭南地区的俚僚的主要聚集地,同时也是吸收和融合外来人口重要的民族大熔炉。南部边疆地区的上述情况,与西北游牧地区形成鲜明对照。
南部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中一些形成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些经济文化中心大都位于高山峻岭中的盆地。早在秦汉早期,南部边疆的盆地和山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已有甚大差距,在云贵等地,盆地所占面积虽然仅为总面积的6%,但在数量有限的大中盆地人口相对集中,在这里很早就发展了锄耕农业或犁耕农业;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以前,南部边疆的山地仍然人烟稀少。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初的滇池地区,“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在滇西一带的山区和半山区,“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后汉书·西南夷传》亦言:“(滇池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而在今贵州西部多山地区,则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以上记载,在西南边疆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
明清以前,外来人口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元明清时期相比有很大差异。迁入西南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多以小聚居区的形式散居在边疆民族地区。汉晋时期,有较多的移民进入西南边疆地区,所形成的小聚居区,主要在郡县治地以及农业发达的交通沿线。南北朝至明代以前,云南地区的外来汉族人口,仍以小聚居区的形式散居在边疆地区,与前代不同的是这些外来人口与本地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经过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汉晋时期迁入西南边疆的汉族人口,逐渐融合入白蛮和壮族的先民之中。明代以后,云南、贵州地区的外来汉族,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少数民族相杂居,基本的特点是汉族的分布面更广,在一些地区则深入到边疆地区,汉族聚居区也逐渐扩大。
明清以前,在西南边疆与内地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内地移民逐渐被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融合,即出现了内地移民“夷化”的过程。居住在云南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白蛮和乌蛮中的一部分,因吸收内地的人口和经济文化因素,群体素质和经济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唐宋时期建立强大的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国,在人口素质和社会基础等方面准备了必要条件。在贵州与岭南地区,经历了与云南类似的民族融合过程,所不同者,是吸收外来汉族人口的主体民族,在贵州除白蛮和乌蛮中的一部分外,还有布依族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在岭南则主要是壮族的先民俚僚。
明清之际,由于迁入云南及周边地区的汉族人口空前增多,以及经过南诏及其后数百年的发展,白蛮和一部分先进的乌蛮与汉族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明显缩小,于是出现了云南本地民族与外来民族融合趋势的重要改变,即从原先迁入云南及周边地区的汉族人口逐渐融合于本地民族,改变为在以汉族移民为主体,融合白蛮、一部分乌蛮和其他相对先进本地民族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汉族地方群体,并在当地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势,这一过程延续到近代。贵州、广西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形,与云南地区大体一致。
在北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途径,主要表现为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南下进入汉族聚居地区,其来既速,其人亦众,不可避免地产生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激烈冲突。在不少朝代,都有内迁北方少数民族起来大规模反抗封建统治的记载。例如:晋代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迁入中原,出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戎狄”因不堪压迫起而反抗的情形。
封建统治者注意到北方边疆民族的内迁是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重要诱因,如晋朝就有过徙戎出塞与否的争论。士大夫江统曾作《徙戎论》,但江统等人徙戎出塞的建议实行的可能性很小,晋朝只有坐待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矛盾的大爆发,等待汉族社会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消化。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一批内迁的游牧部落被中原农业文明融合了,而紧随这些游牧部落迁入原草原居住地的其他游牧民族,受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文明所吸引,又有可能继续南下,造成新的游牧民族人口迁徙浪潮,于是重演新一轮的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激烈斗争。由此以往,表现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和激烈冲突,中原汉族社会不断地接纳及消化北方游牧民族人口的融合过程。由于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每次都是从草原内部迁到前代游牧民族南下以后留下的空地,又从空地继续南下,因此他们与中原地区汉族的接触,具有明显的突然性与间歇性,由此也加剧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痛苦的程度。
北方民族政权通常由诸多中小部落发展而来。蒙古族及其他北方民族的族源并非单一,其内部成分十分复杂。在不同的时期,居于北方民族政权主导地位的部分或经常发生变化。匈奴、鲜卑和东胡等三大族系民族建立的政权,由于建立在分散、流动的游牧经济基础之上,因此不可能出现较完整、巩固的上层建筑,更不可能出现类似中原王朝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因此,这些游牧民族的政权比较脆弱和松懈。一旦首领死亡或不足以控制全局,政权便易瓦解。上述情况的存在,使草原地区的文化积累相当困难,甚至出现后起的文明不如前者的情形,如匈奴衰亡之后继起的鲜卑文明,其发达程度反而不如匈奴文明。
总体来看,北方游牧民族强劲势力的集合与崛起颇为快捷,但其衰落甚至消失也同样迅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多次发生改变,即在不同的时代,大体都有不同的游牧民族登台表演。由于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赖性,以及中原地区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文明发展水平之间的明显落差,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及其人口不断移居中原农业地区,便有其历史必然性。
王夫之说:“夫夷狄聚则逆而散则顺,事理之必然者也”。这样的情形尤其在西北草原地区十分突出。此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边疆少数民族是否容易形成政权和较大范围内的政治势力有关。北方形成少数民族政权或较大范围内的政治势力较迅速,南方边疆地区则形成不易。这也是西北少数民族南下经常成为中原王朝的边患,而南方边疆地区则较少出现类似情况的一个原因。
在西北草原地区,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历史文化积累,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很晚,导致走上历史舞台上民族或政治势力,如走马灯式的经常更换。在历代史籍中,相关的记载不少。王夫之看出了这一历史规律,他说:
“恵帝之七年,索头猗迤西略诸夷三十余国,拓拔氏入主中国之始基也。夷狄居塞内,乘中国之虚,窃为主于中国,而边远之地虚,于是更有夷狄乘之,而为主于所虚之地。夫夷狄所恃以胜中国者,朔漠荒远之乡,耐饥寒,勤畜牧,习射猎,以与禽兽争生死,故粗犷悍厉足以夺中国膏粱豢养之气。而既入中国,沉迷于膏粱豢养以弃其故,则乘虚以居其地者,又且粗犷悍厉而夺之。”
“夷狄之势,一盛一衰,必然之数也。当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无以御之,故祸发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则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长以相保,相保有余而必盛,未有数千里之土,旷之百年而无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己衰矣,其后之能复盛者鲜矣。而地己旷,人必依之,有异族、有异类、而无异土。衰者已衰,不足虑也,继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则族殊类异,而其逼处我边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颉利而衰,既分为二,不能相比,于是乎突厥以亡,迄于五代而遂绝。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则犹故也,天不能不为之生种姓,地不能不为之长水草,后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虑于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为中国幸邪?其族衰,其地无主,则必有他族乘虚而潜滋暗长于灌莽之中。”
在以上两段议论中,王夫之精辟地指出,在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占据的更替,是一个重要的规律,其特点是先占据肥美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在其南下逐鹿中原或衰落以后,必定有新的游牧民族复据其空地,至于被替换的先前占据者,很少有能重振其势力者。他还列举自唐朝贞观以来北方草原地区的多项事例证明这一点。
自秦汉以来,在今云南和贵州地区,形成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白蛮,在岭南地区,一直是以壮族先民为主体民族。在民族关系方面,南方有可能以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为主融合外来的人口,并且逐渐发展壮大。与北方比较,南方主体民族地区的发展程度较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并不大,并且较稳定的进步和发展。北方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民族不断更换,同时由于与中原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较大,因此更易被中原文明所吸引,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并迁徙的一个原因。
几千年以来,中原地区始终是汉族人口的集中聚居地,也是东亚大陆农业经济的中心地带和手工业与贸易的中心地区。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也随之成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中心,因此四周各族都以中原地区的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西北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后,由于自我文化积累不足,其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因文化特色悬殊过大常产生强烈反差,导致游牧民族普遍出现强烈的归属汉封建文明的意识,并把自己说成是封建王朝的继承者,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一般有持续的积累,并长期接触和吸收内地汉族文化,因此在出现文化碰撞的时候,西南少数民族丧失自我文化的情况很少。王夫之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故滇、黔、西粤之民,自足以捍蛮、苗,而无踰岭以窥内地之患。非果蛮、苗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吭,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又言:“南蛮之悍,虽不及控弦介马之猛,然其凶顽突发而不畏死,亦何惮而不为。乃间尝窃发,终不出于其域。”王夫之所说西南少数民族不愿问鼎中原的原因似可商榷,但其所言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战争“终不出于其域”,则是明显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