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少数民族与南迁汉族人口的融合，经历了上千年的渐进过程。在封建社会的前半期，南部边疆地区所以出现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的渐进性融合，首先是由于这两个部分长期在较大的范围内相互杂居，互相影响。

清代王夫之注意到在西南边疆当地夷人与外来汉人广泛杂居，彼此文化与习尚相互影响的情形，他说：

“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张骞恃其才力强通之，固为乱天地之纪。而河西固邕、凉之余矣。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辟在内地也。” 

汉朝向西南夷地区（指今云南、贵州）移民，主要是为了巩固建立未久的边郡，大部分移民居住郡县治地。汉晋时的南中大姓，主要分布在建宁、晋宁、朱提、牂柯和永昌诸郡的治所与部分县治，李恢、朱褒、爨习、孟琰和孟获等有名的南中大姓，都是外地移民的后裔。南中大姓主要来自外地的移民，还可从考古材料得到证实。在今滇东北、滇中、滇西和黔西等地的盆地，分布着不少古代的墓葬。这些因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堆被称为“梁堆”的古墓，是东汉以来南中大姓的墓葬己属定论。

东汉至晋代南中地区（指今云南、贵州）出现的大姓，主要出自四川迁来的汉族移民，其早期文化基本上属于汉族文化。另一方面，大姓又与居住地区的土著居民僰人建立密切联系，文化上亦深受僰人影响。《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三国志·张裔传》：大姓雍闓叛蜀举事之前，“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雍闓把益州太守张裔比喻为外泽内粗的葫芦，并借巫鬼教之名使众夷缚送至吴，由此可见雍闓不仅熟悉夷人的习俗，而且在夷人中享有与巫鬼教领袖“鬼主”相当的权威。这一类情况表明，由于南中大姓居住在土著民族占优势的地区，因此大姓有趋于“夷化”的倾向。

西晋建立后，初期承袭蜀汉多方任用大姓为郡守县令的做法，不久在南中改行强硬的镇压政策。在东晋和南朝无法控制南中混乱局面的情况下，大姓间也展开争夺和兼并，咸康五年（339）前后，南中大姓仅剩下以爨琛、孟彦、霍彪为代表的爨、孟、霍等三家。但争夺和兼并并未停止。孟、霍两家在争斗中最终玉石俱焚，剩下的爨氏大姓形式上仍奉封建王朝为正朔，实际上掌握了南中地区的控制权。南北朝时期，由于今云贵地区与内地的政治关系相当松弛，大姓融合僰人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白蛮基本上占据了云贵一带的农业地区。

今贵州地区的大姓，也有相当一部分源自汉族移民。从《华阳国志》的记载来看，他们与南中大姓在来源方面并无不同。宋代贵州北部仍有一些大姓。近年在贵州发现的宋墓，大约以乌江为界分成两种类型，1957年发掘的遵义杨粲墓是乌江北岸宋墓的代表。类似风格的宋墓在遵义地区的桐梓、遵义、绥阳、湄潭等地也有发现。这些情形反映了如下史实：隋唐至两宋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地区，汉族与土著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比较普遍的，这种渐进性的融合，为白蛮等本地民族发展到更高水平奠定了基础。

秦汉以来主要居住在云贵平坦地带的僰人，在不断吸收外来汉族人口和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情况下，于南北朝时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南北朝时滇东白蛮的实际统治者是爨氏大姓，因此这一地区的白蛮又称为“爨氏白蛮”。白蛮的经济文化的水平比僰人要高得多，白蛮是更高层次上的本地民族，其中最活跃和最先进的的部分，当由汉族移民的后裔嬗变而来。南北朝后半期白蛮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大姓和其他汉族移民已彻底消失，事实上在白蛮形成之后，大姓的传人和影响通过新的形式，在云贵地区继续发挥核心的作用。

岭南地区的情况与云贵地区颇为相似。

南朝时期，岭南地区的俚僚和乌浒等百越后裔，形成了一些以村或洞的形式聚族而居的大部落，其中一些具有政治与军事联盟的性质。这些大部落的首领称为“酋豪”、“洞主”或“豪帅”，具有很大的权势和号召力，这些首领还经常获得封建王朝授与的官职和赐给的爵位。这些大部落的代表人物，有一些已成为豪族大姓。从历史记载来看，岭南地区的豪族大姓，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封建王朝遣镇边疆的官吏和军将及其后裔发展而来。他们在边疆地区镇守既久，遂落籍当地并实现本土化，在融合一部分土著民族以后，演衍为雄据一方的豪族大姓。

隋唐两宋时期，岭南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十分明显，其中又以迁入的汉族人口与当地土著民族的融合影响最大，融合面也最为广泛。自南北朝后期以来，有不少内地人口通过各种途径迁入岭南地区，他们主要定居在交通沿线和农业有一定基础的区域，天长日久，逐渐被当地的俚僚等边疆民族所融合。隋唐时在岭南出现了一些威霸一方的豪族大姓，这些地方豪强多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内地，或有内地汉人的血统，其中或有伪托取重的情形，但也并非全无根据。兹举南朝至隋代的冼夫人及其家族为例。

晋代高凉郡豪族冼氏，“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家”。后被隋朝封为谯国夫人的冼氏之女，于梁时嫁与罗州刺史冯融子高凉郡太守冯宝为妻，冯融“本北燕苗裔”，为汉化的北燕人，冼氏与冯宝结合后深受内地文化的浸染。冯宝死后，岭南动乱，“冼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冼夫人的节操被其孙冯盎所继承。隋末冯盎任汉阳太守，据有岭南二十州之地，有人劝其自立为南越王，冯盎说：“吾家居此五世矣，为牧伯者不出吾门，富贵极矣，常惧不克负荷，为先人羞，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遂降于唐。冼夫人出来视事后，先后得到梁、陈和隋诸朝统治者的支持。冼氏不仅控制今广东和海南等地，今广西的一些豪帅也听其节制。冼氏配合隋军平定番禺俚帅王仲宣的反叛后，苍梧、梁化、籐州的越族首领“皆来参谒”，冼夫人令归统率其部落，“岭南悉定。”作为岭南影响最大的冼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冼夫人坚定地奉南朝的梁、陈政权和隋朝为正朔，拥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

冼氏家族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有关记载可知，岭南的豪族大姓并不都是纯正的越族，一些豪族通过联姻与汉族官吏或移民上层相结合，其后代有部分的汉族血统，同时受到汉族封建文化很深的影响。例如：冼氏本是岭南的俚人，以后嫁给落籍岭南三代以上彻底汉化的北燕贵族高凉太守冯宝。冼夫人所具有的以封建王朝为正统，忠贞报国和忠孝必得好报等意识，显然带有封建道德观念影响的痕迹。南北朝至隋代，见于记载岭南的豪族大姓多为汉姓，如：俚帅李贲，桂州俚帅李光仕和弟李光略、李光度，渠帅李大檀，岭南俚帅李世贡，交州俚帅李佛子，番禺俚帅王仲宣，桂州人李世贤，苍梧首领陈坦，岗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罗州庞靖等。以上豪族大姓之所以多为汉姓，固然不能排除岭南越族因仰慕汉文化有改为汉姓的可能，但也说明这些豪族大姓可能或多或少带有汉人的血统，甚至有的豪族大姓即由落籍岭南的汉族移民或镇吏戍将发展而来。

隋唐时期，南方僚族中一部分称为“西原蛮”，西原蛮由于主要聚居在唐代的西原州而得名。西原蛮的一部分因首领姓黄，又被称为“黄洞蛮”。西原蛮广泛分布在广州、容州以南，邕州、桂州以西的地区。据《新唐书·西原蛮传》：隋唐时西原蛮中出现宁氏、黄氏、韦氏、周氏、依氏等大部落酋长，其中以宁氏的势力最为显赫。宁氏以今钦州地区为主要居住地，自恃兵威据有一方。其代表人物宁逵于萧梁时任安州刺史，其子宁猛力以后归附隋朝，出任安州刺史，其子亦袭其职。宁猛力的曾孙宁道务，于唐天宝年间先后任龙州、爱州和郁林州州牧，可见其家族传袭之远。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对钦州的宁氏家族墓群进行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墓群的主要内涵。这批墓的的年代为隋代和初唐，墓的形制与随葬器物与同时代各地汉族的墓葬基本相同。

       秦汉以来西南夷地区以白蛮为代表、岭南地区以俚僚为代表的强大少数民族的崛起，有十分复杂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等方面的原因。除上面所说的因素外，云贵、岭南等边疆地区远离内地，封建王朝难以驾驭，同时受历代重北轻南治边传统的影响，封建王朝对南部边疆地区多遥相羁縻，也是造成白蛮、俚僚等少数民族有可能吸收汉族移民、乃至融合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元明王朝加强对边疆地区控制之前，南部边疆地区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封建王朝任命镇守边疆地区的官吏，日久便易与地方豪强结合，形成盘据一方的地方势力。这种情形的出现，固然有封建统治鞭长莫及、难以控制边疆地区，以及所任命的地方官吏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及时调迁等原因，但究其根源，乃是封建王朝授予南部边疆地方官吏视事以灵活处置之权，由此构成汉至宋代所实行“羁縻之治”的基本内容。封建王朝实行“羁縻之治”属不得已而为之，客观上亦有效，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在今云贵地区，南中大姓得以崛起，多数是凭借以夷汉部曲为基础的家族势力以及与官府结交而形成的权势。汉初雍闓、吕凯的先人自四川迁入西南夷地区时，带来众多的族人、家丁和奴仆，俨然是一方豪强。大姓霍氏自蜀汉起世镇南中，所辖军士和受其控制的夷人逐渐演变为依附于霍氏的夷汉部曲，这些人具有家奴和农奴的双重身份，对大姓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封建王朝在南中边郡实行“羁縻之治”，也因为南中大姓与地方官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统治者对南中大姓大致是采取笼络和宽松治之的政策。大姓获罪官府多从轻发落，以收羁縻之效。据《三国志·李恢传》：刘璋治蜀时，建伶令爨习犯法，姻亲李恢当连坐免官，但因爨习是“方土大姓”，太守董和遂“寝而未许”。封建统治者对南中大姓经常纵容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大致是一些孤立的统治据点，宛如若干岛屿被周围的湖水所包围。对郡县官府来说，居住在郡县治地的汉族移民尤其是颇有势力的大姓，自然是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

元明以前，历代镇守南部边疆地区的官吏，逐渐蜕变为地方势力或与地方豪强结合割据一方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以岭南地区为例。

东汉末年，岭南地区被官吏士燮兄弟所控制。士燮本苍梧广信人，王莽时其祖避乱交州，六世至士燮父赐，恒帝时为日南郡太守，死后士燮举茂才致仕，升任交趾郡太守。东汉末年天下纷纷，士燮奏准以诸弟分别任合浦郡太守、九真郡太守和南海郡太守，后又以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士燮兄弟在交州权势极盛，“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建安十五年（210），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交州就任。孙权封士燮为左将军，子弟皆拜为中郎将，后又以士燮为卫将军，封龙编侯。士燮对孙权虽甚恭敬，进贡土产“无岁不至”，但岭南的实际统治权仍操在士燮家族手中。黄武五年（226）士燮病死。孙权于岭南分合浦以北为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等三郡，任命吕岱为刺史，以南地区为交州，统交趾、日南、九真、合浦等四郡，以戴良为刺史，并遣陈时任交趾郡太守。士燮家族在岭南的势力才被彻底铲除。

南朝时期，中原王朝于岭南鞭长莫及的情形变本加厉。建元元年（479），齐高帝颁诏：“曲赦交州部内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土，文武详才选用。并遣大使宣扬朝恩。”萧齐曲赦交州一人委以统治岭南重任的情况，南朝时虽不多见，但由此可窥知南朝于岭南的统治已属绠短汲深及力不从心，因此《南齐书·州郡志》说：“（岭南）尉他余基，亦有霸迹。”陈朝时，朝廷以欧阳頠为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和广州刺史，其弟欧阳盛为交州刺史，次弟欧阳邃为衡州刺史，“合门显贵，名振南土。”岭南地区事实上被欧阳頠兄弟所控制。

由于对南部边疆地区的控制常感鞭长莫及，也由于朝廷任命的官吏多不愿到遥远的南部边疆就任，一些封建王朝诸如唐朝，遂实行就地选官任用的制度。因受条件限制，朝廷就地选官时不得不降低选拔的标准，而且选用的首先是当地籍人士。唐朝在今贵州、广西、越南北部普遍实行这一制度。据《资治通鉴》：“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记资量劳而拟官，……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高宗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其法为“南选”。唐朝的“南选”之法为宋朝继承。据《宋史·选举四》：“岭表初平，上以其民久困苛政，思惠养之。令吏部铨自襄、荆以南州县，选见任年未五十者，移为岭南诸州通判，得携族之官。”

唐宋王朝的“南选”之法，弊端不少，王夫之说：

“唐初桂、广等府，官之注拟，一听之都督，而朝廷不问，治之大累也。边徼之稍习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则贪为之，而不羡内迁；中州好名干进之士，恶其陋，而患其绝望于清华，则鄙夷之而不屑为。仪凤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边州注拟，庶得之矣，犹未列于吏部之选也，后世统于吏部，以听廷除，尤为近理。然而县缺以处劣选，且就地授人，而虽有廉声，不得与内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绥，民劳不复，迨其叛乱，乃勤兵以斩刈之，亦惨矣哉！” 

王夫之的看法颇有道理。“南选”不仅易造成地方官吏的腐败和假公济私，也促使地方官吏、镇将与地方豪强进一步结合，形成鱼肉乡民的地方势力。南部边疆地区外来（或在当地选拔）的官吏，与地方豪强结合形成恶势力，是历代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与封建王朝实行“南选”一类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另一方面，地方官吏与地方豪强的易于结合，又为在南部边疆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顺利融合外来的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以前，西南边疆地区的白蛮及其核心大姓发展很快，与大姓易结合地方官吏和镇将有关；其两者的顺利结合，实际上是汉族移民落籍当地的一种方式。 

       隋唐时期，今云南和贵州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基本倾向是白蛮大量吸收迁入的汉族人口取得长足进步，成为在上述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少数民族。唐宋时以云南洱海区域为中心建立的南诏和大理国，其统治的500余年间是白蛮空前发展壮大的时期。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蛮，在西南边疆的农业耕作区域有广泛分布。滇西有为数不少的白蛮，如活动在洱海地区的西洱河蛮（河蛮），其首领多姓杨，与居今大理至楚雄之间松外蛮中的杨、赵、李、董等望族亦属于白蛮。在《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的南诏显宦中，也有不少出身白蛮的官员和武将。滇西等地的白蛮和滇东的爨氏白蛮是同一个民族，在民族自我意识和生活习惯方面并无明显差别。元初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李京所说之“白人”，即南北朝以来的白蛮，其分布范围包括唐宋时滇东爨氏白蛮和滇西白蛮的居住区在内，其地望也与秦汉时期僰人的分布基本相同。唐朝统治时期，白蛮与汉族融合的层面相当广泛，有唐一代，白蛮大量吸收迁入云南地区的汉族人口得到迅速发展，白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实力，较此前大为增强。

天宝年间，唐朝三次进讨南诏遭到失败，有大量的唐朝军士丧失生命或被迫落籍云南。天宝九年（750）秋，阁罗凤攻下姚州都督府所在地姚州城。次年，唐朝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安南都护王知进领兵征讨南诏。鲜于仲通率8万唐军沿清溪关道攻南诏，王知进则领军自安南经步头路入云南。鲜于仲通所部唐军全军陷没。另据《南诏德化碑》：玄宗又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等率兵再置姚州都督府，以将军贾瓘为都督。阁罗凤派兵会同吐蕃神川驻军包围并攻破姚州城，贾瓘被俘唐军溃散。十三年，唐朝又令侍御史李宓等率兵７万，广州都督何履光领岭南兵马分两路进攻南诏。李宓孤军深入至太和城，因日久粮尽瘟疫流行被迫撤军。南诏军跟踪追击，李宓投江而死，唐军“全军皆没”。唐朝三次出兵均被打败，“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若加上运输辎重军粮的丁壮还不止此数。

在战争中唐军将士或死于非命，也有不少人被俘虏成为南诏的奴隶或农奴，姚州判官郭仲翔可为一例。睿宗时，郭仲翔在对南诏作战中兵败被俘，南诏将之赐予蛮首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一年后郭仲翔逃跑被捕回，转卖于南洞，以后再逃未果又被转卖，最后被亲友以绢赎回。因此看来，郭仲翔在被俘之初是充作农奴，后因反抗沦为奴隶，被俘唐朝军士的遭遇应大致如此。

唐代落籍云南外地人口的另一来源，是南诏通过掠夺战争来获取唐地的人口。天宝战争以后，南诏联合吐蕃进攻嶲州（治今四川西昌），城破后南诏夺取大量的人口、牲畜和各类物资，“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太和三年南诏大举进攻唐地，接连占据嶲州、戎州和卭州。以后南诏又兵分三路，西路攻陷黎、雅州县，东路攻入梓州西廓，中路由王嵯巅率领攻据成都西廓。南诏退兵时“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咸通元年，南诏第一次攻下安南，次年攻下邕州。由于南诏军的大肆掳掠，邕州居民“十不存一”。四年南诏再陷安南，“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南诏王异牟寻死后，南诏曾４次攻入四川，其中一次占据成都；两次攻陷安南、邕州，一次攻入黔中，南诏从唐地掠夺的汉族人口应不少于10万人。

南诏进攻唐朝辖地，重点掠夺的人口是汉地的工匠，以此获取唐朝的生产技术并增加壮劳力。南诏对熟悉封建文化和唐朝吏治的汉人亦以重用。据《旧唐书·南诏蛮传》：嶲州西泸县令相州人郑回，为天宝中举明经致仕。南诏攻陷嶲州俘虏郑回，阁罗凤因其熟悉儒学“甚爱重之”，以之为宫廷教师先后教凤迦异、异牟寻和寻梦凑。异牟寻嗣位后以郑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郑回的后裔在南诏颇受优侍，南诏末年发动政变的权贵郑买嗣是郑回的后人。另据宋代《云南买马记》：杨佐一行至大理国联系买马，受到统治者的热情接待，后者遣“头囊儿”来客馆相伴。“所谓‘头囊儿’者，乃唐士大夫，不幸为蛮贼驱过大渡河而南，今有子孙在，都王世禄，多聪悟挺秀，往往能通汉语。”

南诏靠战争和掳掠从唐地获得大量人口，其做法与封建王朝移民入滇有很大区别，但其影响却有相似之处，即进入南诏辖地的汉族人口带来内地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南诏政权也增加了劳动人手，客观上促进南诏经济的发展。南诏是继汉晋之后，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大量吸收内地人口和经济文化因素的又一高潮时期。在南诏的统治下，数十万内地人口先后落籍洱海、滇池等地。论迁入汉人数量之钜，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南诏远超汉、晋两代。通过大量吸收汉族人口和学习内地文化，白蛮等本地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大为增强，这是南诏政权能兴盛200余年的重要原因。

通过大量吸收汉族人口和学习内地封建文化，白蛮等边疆民族的素质明显提高，对内地文化的认同感也明显加强。在两宋与大理国关系淡漠的200余年间，在今云南和贵州地区的腹地，居民仍奉行内地习尚，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元初大理等地“其宮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

汉晋时期，今云南及贵州地区的大姓及其汉族风尚多见于记载，反映出迁入上述地区的汉族移民分布较为集中，而且这些汉族移民大都游离于边疆民族之外，在经济文化的面貌和两者的水平等方面，大姓与少数民族仍有明显差距。南诏建立以后，白蛮和一部分先进的乌蛮大量吸收汉族的人口和文化，在素质和力量方面空前增强。唐朝以后的一段时期，今云南及贵州地区未再出现独立的汉族地方势力，表明经过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以白蛮和一部分乌蛮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得到很大发展，已具备很强的包容力和融合力，汉族地方势力已不可能独立存在。

自元明两代始，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一个重要改变，是加强了对南部边疆地区的控制，边疆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元明清时期，南部边疆地区的外来人口，数量较前代大为增加，分布面也更为广阔，与边疆各民族的自然融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据《明史·四川土司一》：

 “因改建昌路为建昌卫，置军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城东郭外里许。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作佫鹿、保罗、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有把事四人，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 

上文所言之“鞑靼”、“回纥”，分别指元代进入西南边疆的蒙古族和色目人，他们与当地的其他民族，在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1000余里的地区相互杂居趋于融合，至明代乃被视同土著；记载所反映的此类情形，在当时应较普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人员，曾向郭沫若先生请教如何从整体上评价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郭老指出总体上是“北方防御，南方浸润”，并解释“浸润”主要是文化浸润。郭老的意见高度概括，是十分准确和深刻的。

笔者认为，郭老所说的“北方防御”，主要是指古代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给中原王朝造成很大压力，双方的关系，基本上是前者南下侵扰和后者抵御及防御的关系，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发展中充满矛盾，融合过程多表现为激烈的斗争与压迫。所谓“南方浸润”，则是指南方少数民族很少越出居住地域进入中原，而与中原汉族之间，在文化方面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关系，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为中原汉文化所浸润，民族融合是一种渐进式发展、相嵌式融合的过程。郭老的上述论断，为历史记载所证实。

北方边疆地区多波及内地的战乱，而南方边疆地区的纷争影响内地的情况较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部少数民族不断南下进入中原。一般而言，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途径，主要是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多数情况下是汉族人口另散和渐进式地进入），被后者所融合，其改变是一个渐进式的缓慢过程，较少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南方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普遍是以初级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初级复合型经济，畜牧、采集、渔猎等均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迁入的农业人口较易适应，不同形态文化的冲突，较之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较为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方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其过程相对平缓，且较少波及外界；同时，经过渐进式民族融合的南方少数民族，缺乏东进中原的原动力，这也是数千年来南部边疆民族政权，极少问鼎中原的重要原因。

数千年来，我国植被类型变迁的趋势，总的来说是栽培植被不断扩展，天然植被则逐渐缩减。具体而言，在北方地区，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界限以及农业与畜牧业分界线的北移，以生产粮食为中心的栽培植被逐渐向北面扩展。在南方边疆地区，则是由于气候的逐渐变冷和人们开发活动的加剧，天然植被逐渐向南面缩减。由此导致了南北方边疆的人口的流动和民族关系的改变。

在北方草原地区，民族融合的途径大致有二：其一是在农业与游牧混合地带遣兵民镇守，使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接触融合的界面逐渐北移，其二是封建王朝把北方游牧民族人口移入内地或塞内，其后果同样使民族融合的界面不断北移。

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所具有的特点，其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总体上来看，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较早进入阶级社会，并形成巩固的地方势力，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未遭受大的挫折或失败，一直是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先导部分。这部分少数民族，其上层易与封建王朝的镇将和官吏结合，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但是，这些地方势力往往占据一方，从未统一过西南或南部边疆地区。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在南部边疆各地都有出现大姓势力的记载。在北方草原地区则少见类似记录。在西北边疆地区，也很少出现地方官吏和镇将与当地民族豪强相结合的情况。究其原因，首先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聚散甚速，历代活跃的游牧民族更替频繁；其二，西北草原地区在很长的时期内未形成较稳定的政治经济中心，而边疆地区形成稳定政治经济中心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有一处或若干处经济文化稳定发展、被数代封建王朝选择为重要统治机构治所的农业地区。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便不可能出现有厚重历史积淀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少数民族。

其三，西北游牧民族与封建王朝长期对峙，地方官吏、镇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长期处于对立或戒备的状态，相互信任乃至结合是很少见的。其四，历代王朝大都有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对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的军队和将领控制很严，极少有授以灵活处置重要事务之重权的情形，同时朝廷对镇将的调动较为频繁，也减少了镇将割据以及与地方势力结合的可能性。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也使西北边疆地区地方的汉族官吏和镇将，较少有融合入少数民族的情况。

与西北游牧地区相反，在南部边疆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即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民族政权，如秦汉时滇池地区的滇国，秦汉时以今广州为中心、势力达到岭南乃至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的南越国。以后在唐代，又出现以云南为中心的南诏，宋代出现大理国。这些政权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往往也是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区域性交通网络的中心。这些中心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甚高，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大都未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这些地区也成为当地较先进的少数民族，如云贵地区的白蛮、岭南地区的俚僚的主要聚集地，同时也是吸收和融合外来人口重要的民族大熔炉。南部边疆地区的上述情况，与西北游牧地区形成鲜明对照。

南部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中一些形成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些经济文化中心大都位于高山峻岭中的盆地。早在秦汉早期，南部边疆的盆地和山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已有甚大差距，在云贵等地，盆地所占面积虽然仅为总面积的6%，但在数量有限的大中盆地人口相对集中，在这里很早就发展了锄耕农业或犁耕农业；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以前，南部边疆的山地仍然人烟稀少。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初的滇池地区，“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在滇西一带的山区和半山区，“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后汉书·西南夷传》亦言：“（滇池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而在今贵州西部多山地区，则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以上记载，在西南边疆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

明清以前，外来人口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元明清时期相比有很大差异。迁入西南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多以小聚居区的形式散居在边疆民族地区。汉晋时期，有较多的移民进入西南边疆地区，所形成的小聚居区，主要在郡县治地以及农业发达的交通沿线。南北朝至明代以前，云南地区的外来汉族人口，仍以小聚居区的形式散居在边疆地区，与前代不同的是这些外来人口与本地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经过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汉晋时期迁入西南边疆的汉族人口，逐渐融合入白蛮和壮族的先民之中。明代以后，云南、贵州地区的外来汉族，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少数民族相杂居，基本的特点是汉族的分布面更广，在一些地区则深入到边疆地区，汉族聚居区也逐渐扩大。

明清以前，在西南边疆与内地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内地移民逐渐被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融合，即出现了内地移民“夷化”的过程。居住在云南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白蛮和乌蛮中的一部分，因吸收内地的人口和经济文化因素，群体素质和经济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唐宋时期建立强大的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国，在人口素质和社会基础等方面准备了必要条件。在贵州与岭南地区，经历了与云南类似的民族融合过程，所不同者，是吸收外来汉族人口的主体民族，在贵州除白蛮和乌蛮中的一部分外，还有布依族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在岭南则主要是壮族的先民俚僚。

明清之际，由于迁入云南及周边地区的汉族人口空前增多，以及经过南诏及其后数百年的发展，白蛮和一部分先进的乌蛮与汉族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明显缩小，于是出现了云南本地民族与外来民族融合趋势的重要改变，即从原先迁入云南及周边地区的汉族人口逐渐融合于本地民族，改变为在以汉族移民为主体，融合白蛮、一部分乌蛮和其他相对先进本地民族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汉族地方群体，并在当地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势，这一过程延续到近代。贵州、广西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形，与云南地区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