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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况
2017-06-29    本站    唐诗之路    点击: 314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况

 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

 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
  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
  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
  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
  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
  (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
  (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

  二、生命觉醒

  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

  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
  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
  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
  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
  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
  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
  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
  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
  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
  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
  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
  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
  三、审美态度

  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

  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
  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
  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
  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

  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

  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转自: 华语论坛 魏晋南北朝文学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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