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五年域外汉籍研究述评（下）

刘泰廷

二、域外汉籍研究论著

在域外汉籍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文献影印与整理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外，对域外文献的研究论著也为这一学科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一些学者的论著不仅涉及到具体问题的讨论，还为这一方兴未艾的学科寻找独自的话语逻辑与方法体系，此章即从三个方面简述这一领域近五年的重要成果。

（一）单篇论文 

发表域外汉籍论文的期刊有很多，其中具有典范性、标志性的刊物当属《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张伯伟主编，北京：中华书局），目前只有此一种刊物是具有综合性质的、以域外汉籍为研究中心的刊物。此外，《文学遗传》、《古典文献研究》、《国际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等也有相关论文发表。一些高校也主办了专门类研究刊物，如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国立台湾大学编《台大东亚文化研究》，国立成功大学编《东亚汉文学与民俗文化论丛》、延边大学编《东疆学刊》等，在过去五年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

近五年来，越来越多的域外汉籍学术研讨会（包括学术讲座）召开，宣读论文内容涉及文史研究中的各种专题。以朝鲜燕行使为主的中朝交流主题为例，如2014年韩国首尔大学、韩国高丽大学联合主办的“朝鲜时期‘燕行使’与‘通信使’韩中日三国国际研讨会”，同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燕行使进紫禁城”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承办的“通过文人交流看中韩关系”第二届中韩历史家论坛等。

从结集出版并公开发行的会议论文集来看，以东亚为视域的成果颇为丰富。较为重要者如《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石守谦，廖肇亨主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其收录论文15篇（包括导论），讨论了汉文化圈内共有的文化意象及其形塑过程，主题新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馆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收录了由多国学者撰写的33篇论文，主要从书籍史更确切地说是从印刷出版史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东亚的文化交流。《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王宝平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是另一部用宏观、微观两种视角考察东亚文学的高质量论文集，析为4编29篇文章，涉及内容涵盖中、日、韩、越南、琉球、渤海六国，可飨学者。另有几种不属于会议论文的论文集，但都把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放到东亚的背景下进行，如《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王勇主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王勇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等。

类似的精品结集还有《第十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曲金良、修斌主编，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10）、《白居易与日本古代文学》（隽雪艳、（日）高松寿夫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文史与社会：首届东亚“文史与社会”研究生论坛文集》（曾军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顺风相送：中琉历史与文化——第十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陈硕炫，徐斌，谢必震编，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北京：故宫博物院，2013）、《燕行使进紫禁城——14至19世纪的宫廷文化与东亚秩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北京：故宫博物院，2014）、《第二届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北京：故宫博物院，2014）、《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等，它们的出版都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当给予重视。

域外汉籍学科的发展固然与具体问题的研究息息相关，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理论方法上的探索与建构。在接下来单篇论文成果的举隅中，兹以此专题为例，选取近五年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加以介绍，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张伯伟先生自2009年于《中国文化》（第2期）上发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后，不断强化并完善这一命题。如在《今日东亚研究之问题、材料和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中再次从研究目的的层面指出中国及东亚研究“返回”汉文化圈之必要，并提醒研究者以综合研究的方法避免实证主义的倾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展拓》（《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一文从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的关系着手，描述了域外汉籍研究中的拓展空间，强调只有把汉字材料放在同等地位上对待并作为一个整体，域外汉籍的价值才“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止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再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补充了这一理论，叙述了把汉文化圈当作方法而非范围、视角、研究对象的理由，同时也明晰了这一命题的意义与内涵，并归纳为四个要点，概括为：把汉字文献作为整体、重视文献的环流、以人的精神世界与体验为探寻目标、注重对文化意义多面向、多层次的立体阐释。

孙文先生的《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理论尝试——“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提倡以“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的本土文献”为基础，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汉籍的传播过程及影响，解释各国文化之间的互动联系。其学术旨趣在于比较国族间以文献为载体的知识、文化与思想之间联系与异同，侧重于对汉籍传播与接受史的研究。

在对域外汉籍概念的探讨上，《从“汉籍”到“域外汉籍”》（王勇撰，《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一文追溯中日汉籍内涵与外延之流变，认为研究当以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为中心，把“原创”作为命名汉籍的核心标准，如“中国汉籍”，“日本汉籍”等。而《“华外汉籍”及其文本系统刍议》（邹振环撰，《复旦学报》2012年第5期）一文则从方便东亚欧美学者使用的角度提出“华外汉籍”的术语，从文献版本学的角度出发，将汉籍分为“外刻外著汉籍”、“华刻外著汉籍”、“外刻华著汉籍”、“海外古籍佚书”、“汉外籍合璧本”五个部分，可以商榷的是最后两个部分与前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交叉还是相互独立亦或有交叉有独立，如“海外古籍佚书”是否与“华刻外著汉籍”和“外刻华著汉籍”有重叠，如果没有，那么后者的指涉相对于此概念的命名来说则有失完整。

（二）专著

首先介绍三种重要的丛书。一是由张伯伟先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2辑，此辑于近五年出版论著6种：《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张伯伟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是一部专题论文集，收录论文9篇（附录1篇访谈文字），包括域外汉籍研究经典之作如《东亚文化意像的形成与变迁——以文学与绘画中的骑驴与骑牛为例》、《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编纂流传的文化史考察》等。既有对关键问题的“正面强攻”，如《从朝鲜书目看汉籍交流》以作者所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为据，动用丰富的书目类文献资料勾勒出朝鲜时代的汉籍世界；也有“曲线救国”式的考幽索引，如《论唐代的诗学畅销书》一文在面对以往学界认为“唐代诗学著作文献不足徵”的命题时，对释典、域外书目著作、笔记等文献裒集冥搜，自书籍之流传空间、数量及性质作用推论出诗格为唐代之畅销书，游刀信笔，独具只眼。虽然每篇论文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但都贯彻了作者一直思考的作学理论与方法（“实证性和综合性”），也抛出并试图实践一个命题，即是能否打破国别限制，将汉字材料作为文献基础的整体来研究，或可产生区别于西方的知识生产模式与学术理路。此书按照体例本应归入到“个人论文集”一节，但作为丛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作品，涉及域外汉籍乃至现代学术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关键问题，故录于此。

类似的情况还有《海外典籍与日本汉学论丛》（李庆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日）静永健、陈翀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越南汉籍文献述论》（陈益源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人物往来与书籍流传》（陈捷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以上四种皆为专题论文集，但都以各种具体形式探索着一种可行的域外汉籍研究理念与方法。《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王晓平著，北京：中华书局，2012）着重考察日藏珍稀《诗经》版本，如唐抄本及日人写本等，对于敦煌写本与日藏写本的比较研究也成为本书的亮点之一。

第二种是《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收录《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江静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陈小法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孙文著《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郝祥满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吕顺长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等5种书，以中日交流史为中心，由隋唐至宋代到明清，涉及书籍、佛教、教育、贸易多个方面，学术质量较高。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是另一种值得注目的研究汇总。就小说作者的国家属性分题讨论，出版《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任明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韩国汉文小说研究》（汪燕岗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宋莉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孙虎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无疑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此外，台湾大学出版的《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所收书目略为偏重文化、思想方面，也有一些相关研究可以参看。

日本汉籍方面较扎实的著作如《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黄仕忠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日本奈良兴福寺藏两种古钞本研究》（黄华珍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日本史籍中的唐乐舞考辨》（王克芬著，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日藏汉籍研究：以宋元版为中心》（黄华珍著，北京：中华书局，2013）、《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刘玉才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日本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研究》（（日）高桥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文镜秘府论研究》（卢盛江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等。

以上所举书目比较偏重文献方面的研究，文学上总述性论著如《日本汉文学史》（陈福康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专题研究如《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孙虎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于永梅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肖瑞峰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孙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文化史方面选题小者如《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隽雪艳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通史类的诸说如《中日文化交流史》（滕军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该书条理清晰，善用实物证史，“实地考察”章节颇有趣味。

黄启江先生近年来用力于南宋诗僧与禅文化的研究，屡赴东瀛搜集藏于日本寺院及文库的南宋学僧之诗集、文集等相关文献，先后出版了《一味禅与江湖诗：南宋文学僧与禅文化的蜕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0）、《无文印的迷思与解读：南宋僧无文道璨的文学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文学僧藏叟善珍与南宋末世的禅文化——《葬叟摘稾》之析论与点校》（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10）、《静倚晴窗笑此生：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诗禅世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南宋六文学僧纪年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4）等著作，多利用学界研究不足的日藏汉籍资料如《中兴禅林风月集》、《物初賸语》、《无文印》、《淮海挐音》、《藏叟摘稾》等探讨“南宋文学僧所构建的新兴禅文化”，既有对新资料之整理考证，又着重于文本阐释，对诗僧之社交网络、精神世界、生活旨趣、文学技艺等问题做出新的解读，或可“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也。

有的学者关注到了以往文史研究中的薄弱点，立意较新，取得一定成就。如《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马骏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对日本汉文学中的日语表达进行语言学的分析，进而切入到对汉文化圈中“同中之异”的考察上，是“和习”问题研究中开创性的著作。在朝天录、燕行录大行其道之时，《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朱莉丽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讨论《初度集》、《再渡集》中所呈现朝贡、城市生活与民间信仰，同时注意到了不同抄本与版本之间的对比，值得参考。

朝鲜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对使臣文献的研究。综合研究如《燕行录研究》（邱瑞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徐东日著，北京：中华书局，2010）、《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日）夫马进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杨雨蕾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葛兆光著，北京：中华书局，2014）等，对单个文本的论述如《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杜慧月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细读》（刘顺利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等。文学方面有《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温兆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明洪武至正德中朝诗歌交流系年》（赵季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等。

除燕行文献外，涉及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著作还有《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杨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增订4版）》（朱立熙著，台北：三民书局，2013）、《<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李大龙著，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中韩关系史（第2版）》（王小甫，徐万民，宋成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刘广铭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等。

学者对朝鲜汉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朝鲜文学通史》（3册，李岩、徐健顺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较为清晰地梳理了朝鲜文学发展的脉络，叙述全面，是兼具学术性与通识性的佳作。《朝鲜民间文学》（张玉安，陈岗龙主编，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涵盖神话传说、歌谣谚语、戏剧说唱等多种文学样式，最后一章《朝鲜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概况》可备查检。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朝鲜诗人丁茶山的诗歌创作研究——兼论与社诗之比较》（孙玉霞著，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0）、《韩国高丽词文学研究》（李宝龙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朝鲜时代汉字学文献研究》（黄卓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也各有创镬。

近年来出版了几部质量较高的汉文小说研究著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研究》（闵宽东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分为“韩国之中国古典小说总论”与“传入、翻译、出版、研究论著目录”两部分，提供了许多可深入探讨的学术线索，堪称力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陈文新、闵宽东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叙述了韩国一百余种与中国古代小说相关的评论史料，从多个角度看朝鲜对中国小说的受容情况，文献学功夫极足，附编有《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颇得好评。类似的优秀著作还有《韩国古代家庭小说文化阐释》（李娟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史略》（金宽雄、金晶银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谭红梅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等。

越南方面除了上文提及的陈益源所著《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任明华著《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外，《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牛军凯著，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是另一部专题研究杰作，该书以越南莫氏家族为中心，考述该家族于明末清初间与中国王朝复杂的外交关系，在朝贡模式问题的现实阐释上甚有创见，附录二《中越档案文献选编》与附录三《年表与大事记》亦是嘉惠学人之作。另外，《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之比较研究》（于在照著，广州：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2014）一书也有涉及越南汉文学的论述。

 琉球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为《中琉关系研究丛书》，收书三种。其中《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谢必震、胡新著，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细致地爬梳了关于琉球的档案史料，并对一些历史遗存进行调查，考论至细。《清代中琉关系研究》（赖正维著，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制作了九张附有特色的图表，涉及出使携带货物、航行日期及琉球诗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明清士大夫与琉球》（徐斌著，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选取本土与琉球双方的士人作为观察视角，考察了中琉政治与外交关系，论述至精。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汉学著作《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西里喜行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考论相得益彰，为不俗之作，附此备参。

打破国别界限，综合讨论东亚文化的著述如《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高文汉，韩梅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讨论了中日与中韩之间双向的文学交流及影响，《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林彬晖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注意到东亚国家所使用的汉语教科书作为文化载体之具体内涵与影响。《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潘畅和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比较了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价值异同。《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石守谦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以山水画为中心讨论中日韩共有的文化意象及其几种不同的形态，从人物、图像、知识乃至物品多个角度去考量山水画的嬗变，极有新意，或可开一时风气。《东亚汉诗研究》（严明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则在梳理各国汉诗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它们对诗体及经典选本不同选择的角度，辨析了汉诗在受容过程中产生的艺术变化，进而分析引发变化的社会、文化动因，视野广阔，对汉文化圈诗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的推进、东亚文学比较坐标系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介绍两种带有学习指南与工具书性质的著作。一是《中国朝鲜学——韩国学工具书指南》（崔莲编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该书介绍的工具书目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历史、地理等多个方面，类型包括丛书、图集、索引、综述、年鉴等，可供学者使用。二是《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张伯伟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本书编写原意是作为指导硕士入门的学习手册，但由于撰写体例完善，视野开阔，通而不俗，故受惠者不止于硕士，自出版后甚获好评。

（三）个人文集

高质量的个人论文集如《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张伯伟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是书于2007年在台湾大学出版，名为《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但发行量有限，此次更名重刊，除改行简体字外还对原书进行了校订，文献与文本阐释并重，践行作者所提倡的汉文化圈之视野，是极具启发性的著作。如《骑驴与骑牛——中韩诗人比较一例》、《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两文，单看诗人坐骑一题似有“初意潢池嬉小盗”之感，但当作者将其放入汉文化圈内进行比较，寻绎其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思想的交融及嬗变理路，遂产生“遽惊烽燧照神京”的效果。《花郎道与魏晋风流关系之探讨》拈出花郎道与魏晋风流的“亲缘关系”，《<东人诗话>与宋代诗学——以文献出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钩沉《东人诗话》中所用宋代诗学文献之痕迹，再如《朝鲜时代目录学新探》、《韩国历代诗学文献总说》等文，皆为补前未逮，开拓区宇之作。

《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王晓平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收录文章31篇，关注中日文学间的交流与影响，对东亚文论、诗学、写本等问题皆有考述。《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陈正宏著，上海：中西书局，2014）是近年来难得的佳作，16篇研究汉籍版本的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大到东亚汉籍印本鉴定，小到书根题写方式，既有对具体问题的精微考究，也有探索汉籍版本新型研究路径的雄心，其提倡“小交流圈”的概念，进行中日、中朝之间的版本互证，与张伯伟先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有异曲同工之妙。《东亚汉文学考论》（金程宇著，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收录作者近年所撰学术性文章15篇，多发现并利用稀见文献以揭橥前人未发之义，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勘新探——以两种稀见日藏本为中心》藉对篑堂文库藏元刊二十二卷本与龙谷大学藏室町时期二十二卷古抄注本之校勘论述《诗选》的版本系统、《高丽林惟正<百家衣集>续探》则关注到东国大学庆州校区所藏写本等，《诗学与绘画——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琉璃堂墨客图>新探》一文由《墨客图》牵出王昌龄称号、对《琉璃堂人物图》之影响、日本文学编制体例等问题，眼力独到，考证精密，甚为精彩。《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卞东波著，北京：中华书局，2013）虽然没有以东亚汉籍作为主题，但涉及日、韩、美所藏藏汉籍善本孤本，以域外史料辑补中国文学之失，偏重文献考述，功力扎实，言之有物，亦属学术精品。

日本方面如《中日文学关系论集》（邵毅平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分为上下两编，下编《日本汉学述评》是对日本汉学名著的评介文字，与汉籍研究关系较密切的是上编所收5篇文章，注意到中日汉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论中国文学分类规范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学总集分类规范》，但由于收录文章多发表于八十年代，故而缺乏对近年学界研究动态的参考。《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马歌东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本的再版，增收《评虎关师炼<济北诗话>陶渊明“傲吏说”》、《<桃花源记>“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之“外人”解读辨误》两篇文章，以总论与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讨论日本汉诗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情况，也有对诗话、诗僧、选集等专题的考证，颇具气象。

韩国方面的论集有《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王民信著，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收录论文12篇，主要藉取旧史材料如《高丽史》、《三国史记》等，多为考证之作，其中《高丽与契丹关系研究》一文尤有价值，是研究高丽史的重要成果。《朝鲜文学论集》（何镇华著，北京：线装书局，2010）所论涵盖诗歌、小说、戏剧，涉及文学体裁广泛，时代不限于古代，也有对近现代文学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越南方面著作除了上文提及的《越南汉籍文献述论》外，《中越文化交流史论》（刘志强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质量颇高，对占城、占婆等问题的研究见解独到，可以补阙。

三、结语

以上浮光掠影地检视了近五年域外汉籍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光影之间所折射的未来广阔的学术图景足以使学者们翘足以待。无论是国家一系列重大学术工程如“中国流失海外中国古籍出版工程”、“散失海外的中国珍稀文献出版工程”的继续进行，抑或是域外汉籍数字化建设的逐渐完善（近五年新建的数据库如“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香港城市大学“韩国汉籍索引数据库”等），都预示着这一学科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光明的前景。

在新材料迭出与超国界的知识、文化版图被勾勒得逐渐清晰的时代，无论是否愿意参与到这一学科话语的讨论中来，都无法漠视域外汉籍研究的影响。因为这一学科的文献学基础与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相通，仅就域外所存的中国古籍善本孤本而言，就给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过去难以汲取的新资料。若总论其数量规模与价值，或可与近代甲骨文、敦煌藏经洞遗书、居延汉简、明清档案之发现相拟而并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献引入与整理在域外汉籍未来的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许多资料尚待发现，而已发现之材料则有待介绍与整理，即使是已经出版的整理成果，仍然存在学术规范不足、不方便利用，校勘草率等问题。借用陈寅恪先生对民国时期学术情况之判断：“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17页）

除了在文献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外，能否保证这一学科具有生命力与创新力是未来要面对的一个可畏的挑战。域外汉籍研究场域的确立绝不单单依靠新资料的补充，而是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所谓“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也。而标识这一点则需要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如张伯伟先生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王勇先生提出的“书籍之路”等等都是关乎宏旨之思考。把问题线索放到东亚汉文化圈内进行观察比较，构拟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与学术范式，提供各学科一个交叉、综合研究的平台，或许是使域外汉籍研究区别于汉简、甲骨文等研究的独特属性，也是实现从“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陈风·衡门》）的转变的重要条件。

（刘泰廷，南京大学文学院直博生。本文得到金程宇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原文节略发表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期，本处所刊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