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寒胡戏在唐代长安的境遇

以张说的变化为中心

朱玉麒

一

作为中古中国曾经盛行一时的外来民俗乐舞，泼寒胡戏的研究在已知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学者几十年来的探索，几近了无剩意。

中国学者关于其渊源的研究，自向达、岑仲勉、韩儒林以来，已作出比较接近历史的还原。[1]他们认为：泼寒胡戏源自5世纪前后出现在古代萨珊波斯王朝（伊兰）的节日歌舞ābrēzagãn，是国王卑路斯（Peroz, 457-484在位）为纪念甘雨解除了干旱而创立的节日表演。它分南北两条道路传入中国。南道经由印度、缅甸传入中国西南，形成至今流传不衰的云南少数民族新年节日“泼水节”；北道经由中亚粟特地区的康国（撒马尔干，Samarkand），传入西域的龟兹、高昌，在中原内地形成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泼胡戏”，或称“乞寒胡”，或以舞曲名之为“苏幕（摩）遮”。

图1.夏季伊朗德黑兰人众庆祝Jashn-e-Tiregaan；与新年大净aabpaashaan不同，aabpaashaan在一些地区也指秋种求雨节日

近十多年以来，有关其在中国北方的流变研究，也成为热点。[2]研究者注意到泼寒胡戏曾经在北朝及唐代前期盛极一时，北周以及唐中宗、睿宗期间，均曾有在宫殿与坊里观戏为乐的记载。但是，它也在唐代初年受到文士的直言极谏，最终在玄宗开元元年（713）被下敕禁行。泼寒胡戏遭禁后，一些歌曲、舞蹈形式从中剥离，为唐代以后诸多音乐文艺样式所汲取，在中国音乐、舞蹈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灭的痕迹。

事实上，泼寒胡戏流行中国的诸多细节，如传入的时间，在中原举行的时间变更，与波斯及粟特地区、龟兹、高昌诸国诸泼寒胡戏的异同等等，也还都留下了可以讨论的空间。限于历史文献的不足征引，这些问题目前还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所有的问题中，只有泼寒胡戏在中国遭到禁止的时间是肯定的。即由于中书令张说（667-731）的疏谏，玄宗在开元元年十二月颁布《禁断腊月乞寒敕》，明文禁止。[3]然而，这一确定的事件，也包含着疑问——什么样的原因使唐代在这样的时间点上中止了全国上下为之欣喜若狂的外来歌舞？

在史料留存的唐代前期三篇谏泼寒胡戏奏表中，中宗神龙二年（706）并州清源县令吕元泰[4]、睿宗景云二年（711）右拾遗韩朝宗[5]，都留下措词激烈的谏言。吕元泰所谓“旗鼓相当，军阵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征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观，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认为它是战争的象征、有伤政体；而“窃见诸王，亦有此好”（吕元泰）、“皇太子微行观此戏……深可畏也”（韩朝宗），对从上至下的风气表达了深深的忧虑。韩朝宗谏表所及“皇太子”，即指时为皇太子的玄宗，可见玄宗对于泼寒胡戏的爱好也超越了寻常。不过这些谏言都没有被采纳。

张说的《谏泼胡表》在内容上并没有后来居上：

臣闻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前典，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仪，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干冒宸极，伏深惶惶。[6]

以上谏表以泼寒胡戏不合中原传统礼仪、有碍观瞻为由，语词最为温和，却反而为玄宗所采纳，敕令停止了这一朝野上下都耽于其间的外来舞蹈。从外在的表象看，张说于该年封燕国公、为紫薇令（中书令），[7]可能是其重要的地位产生了以往官员所不能达到的影响力，因而起到了中止“乞寒泼胡”的作用；而从内在的政权层面考虑，政治利益是泼寒胡戏被禁的根本原因。不过，仅仅以其包含军事政变的隐忧[8]、不合中原礼俗作解释，仍不免皮相之见。

综合分析张说谏表产生作用的时代与个人背景，则其历史因缘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本文即是从唐代制度史的角度，提出泼寒胡戏被禁的政治内涵之假说。 

二

张说的文集留存的作品，对于泼寒胡戏的记载最具史料价值，同时反映出张说本人对于泼寒胡戏的态度也非前后一致。就在景云二年韩朝宗谏言之际，张说还为玄宗的生母——昭成皇后的娘家窦氏撰有《苏摩遮》五首，盛赞泼寒胡戏之精彩表演。这一组词，是研究泼寒胡戏以及音乐文学史的重要史料，兹录文如下，再作分析：

苏摩遮五首为窦家作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须。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亿岁乐

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绮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亿岁乐

腊月凝阴积帝台，齐歌急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岁乐

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亿岁乐

昭成皇后之家亲，荣乐诸人不比人。往日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后又逢春。亿岁乐[9]

图2.收录《谏泼胡表》和《苏摩遮》五首的结一庐本《张说之集》

《苏摩遮五首》在词曲研究中经常被讨论，泼寒胡戏的表演细节也往往从中得以钩稽出来。[10]就本文的宗旨而言，组诗的以下四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关于作品的年代

《苏摩遮》五首在陈祖言的《张说年谱》中未作系年；《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最早列于景云二年；[11]熊飞《张说年谱新编》、《张说集校注》列于先天二年（开元元年）十二月。[12]熊飞认为此诗应作于改元为开元元年的十二月一日后到己亥（十日）泼寒胡戏被禁断的十日内。而在这个时间内，如前所揭，张说又写了《谏泼胡表》。在短暂的十天之内作出相反的表白，于情于理都是不太可能的。诗歌的系年，需要联系写作的对象“为窦家作”来考虑。诗中的“昭成皇后”，是指睿宗的德妃，玄宗和金仙、玉真二公主的生母窦氏。长寿二年（693），她被诬告诅咒武则天而遇害。景云元年睿宗即位，谥“昭成皇后”，本家窦氏也得到优恤，父窦谌追赠太尉、邠国公，兄弟希瑊、希球、希瓘并得恩宠赐爵。[13]从最后的诗句歌咏窦家“往日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后又逢春”中，可以看出诗歌的写作应当是昭成皇后被平反、赐谥，窦氏家族衰而复兴不久的事。所以，景云二年的十二月，应当是张说创作《苏摩遮》五首比较合理的系年。

（二）泼寒胡戏的演出者

《苏摩遮》五首除了让我们了解到这一“夷歌绮舞”在长安的精彩表演外，舞蹈者本身并非唐人的特点也分外清楚。第一首词作明确地交代：这个被窦家请来歌舞的乐队是“琉璃宝服紫髯须”的海西胡人；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舞蹈的旧曲一定也是胡歌。为了使这一乐舞表演传达出更加明白的文字意义，窦家邀请了张说为这次特别的乐舞重填了即景的汉文歌词，《苏摩遮》五首就是张说为这些旧曲在长安的演奏所谱的新词。为乐曲填词，张说是行家里手，在其诗集中留下来的《开元乐章》一十九首、《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一首、《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破阵乐词》二首、《舞马词》六首、《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14]都是那样的曲词。

张说的《苏摩遮》填词，未见同时期诗人的作品流传。中国词史上流传的《苏幕（摩）遮》杂言词作，多系泼寒胡戏被禁、音乐与舞蹈分离之后乐曲流传过程中的唱词；甚至连词牌也受张说“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的影响，而改称《感皇恩》。这一点，也提示我们唐代流传的泼寒胡戏多为胡人的表演、胡语的歌唱。

此外，玄宗在开元元年十二月颁布的《禁断腊月乞寒敕》，最后的禁断文字，也有不同的文本，通行的文本如《唐大诏令集》是：“自今以后，即宜禁断。”而《唐会要》的文本则是：“自今已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禁断腊月乞寒敕》的作者是苏颋（670-727），景龙以来，任中书舍人，专草拟制敕之责。“无问蕃汉”一词如果不是后人揽入的话，很可能是玄宗在发布敕文之际对苏颋的原文进行了增补所致。在唐代的疆界内禁断泼寒胡戏，不加注解的话，自然是指阻止唐人的搬演。但是在这个敕令中强调“无问蕃汉”，则表述了更要禁止蕃人在唐朝的演出——无疑，蕃胡的演出可能比唐人的模仿在当时更为频繁而具有影响。

（三）泼寒胡戏的组织者

史书记载中的泼寒胡戏，为研究者所引用的，其实也只有三数次：

（神龙元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

（景龙三年，709）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15]

（景云二年）十二月丁未，作泼寒胡戏。[16]

《旧唐书·张说传》记载张说为《谏泼胡表》的因由时，提及：“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17]这里提及的“中宗尝御楼以观之”，即此处神龙元年“御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一事，这一助兴的歌舞应该是与中宗复辟的庆典相关联的。吕元泰的《陈时政疏》即是针对此次演出而上奏，其中“锦绣夸竞，害女工也；征敛贫弱，伤政体也”的揭示，说明了安排这样的一次活动所费巨大。

景龙三年“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猜想是与醴泉坊的“波斯胡寺”、“祆祠”相关。《唐两京城坊考》卷四“醴泉坊”条记载：

十字街南之东，旧波斯胡寺。仪凤二年（677），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景龙中，宗楚客筑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西门之南，祆祠。[18]

图3.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中应有其石像，铭文“右骁卫大将军兼波斯都督波斯王卑路斯”，载元李好文《长安志图》

波斯王毕路斯（？-678？）亦作卑路斯、俾路斯，与前揭5世纪前后创立泼寒胡戏的国王卑路斯同名，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伊嗣俟三世（Yazdgerd III, 632-651在位）的儿子。萨珊波斯为阿拉伯帝国灭亡后，毕路斯的流亡政府依靠唐朝的力量在中亚东部的吐火罗一带立足，最终又逃亡到长安，终老于此。[19]由其奏立波斯寺的醴泉坊，无疑成为波斯贵族来华聚居的重要社区。醴泉坊的波斯寺传播的是由波斯传入的景教（Nestorianism），祆祠传播的也是由波斯传来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这些都是有神论的波斯和中亚国家共同信奉的“夷教”；即使如上所引，景龙年间因为宗楚客筑宅而将波斯胡寺迁移到了紧邻东侧的布政坊，醴泉坊作为波斯贵族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应当依旧是他们最集中的聚落。

景龙三年十二月乙酉在这里举行的“泼胡王乞寒戏”，可能是侨寓其间的王族庆祝其节令最为隆重的乐舞，因为“泼胡王乞寒戏”中的“王”字如果不是衍文的话，确实不同于其他记载里的“泼胡乞寒”组词；此次的演出者，很大可能是来自波斯的胡人。这个庆典的内容显然也事先奏禀了中宗，因此会下达“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的命令。

图4.伊朗景教church遗址，位于Khaarg岛，萨珊王朝时期

图5.伊朗祆祠遗址，位于Sistaan-Baluchestaan,Zaabol市附近，距今至少1100年

图6、7.今日伊朗的祆祠及内景，位于Yazd市，圣火已燃约1500年

至于景云二年十二月丁未的作泼寒胡戏，应该就是张说“为窦家作”新歌词的那次泼寒胡戏。歌词中的“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都表达了对皇恩的歌颂。这次的泼寒胡戏，可以看作是由窦家为了自身的复兴、感戴皇恩而而精心策划的一个盛大庆典，它利用为唐朝社会所迷恋的外来乐舞达到了轰动的效应。同样，这次的演出也立即遭到了右拾遗韩朝宗的上谏。

如上可知，泼寒胡戏在中原内地，可能有华人仿效者，但是高规格的演出，仍然由胡人表演；每次安排这样的表演，所费不赀，因此，演出的组织者基本上属于朝廷或者富可敌国的外戚与波斯王族。

长安醴泉坊波斯胡寺的存在和乞寒戏在该坊的演出，与张说《苏摩遮》吟咏“摩遮本出海西胡”的说法吻合，提示我们在这里流播的“乞寒戏”是直接由波斯传入、泼寒胡戏的演出者也是迁徙东来的波斯人这一事实。因此，在讨论乞寒戏究竟是传自波斯本土还是其流经地康国、龟兹、高昌，[20]以及“苏摩遮”是波斯语“苏摩（Soma）”还是粟特语“飒秣建/撒马尔干”的分歧上，[21]我们更倾向于长安的乞寒戏直接源自波斯本土、“苏摩遮”为波斯语的解释合理性。

（四）泼寒胡戏的演出频率

如前所示，张说的《苏摩遮》填词，并未见同时期诗人的汉文作品流传，除了提示唐代流传的泼寒胡戏多为胡人表演外，也表达了其演出的频率不容高估。正因为长安街头规模非凡的泼寒胡戏并非经常上演，故而每次演出，都会倾动朝野，才会有“窃见诸王，亦有此好”、“皇太子微行观此戏”、“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的现象出现；也正因为到张说在先天二年谏演的那场泼寒胡戏为止，上演频率并不太高，才会有“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的表述。吕元泰谏表所谓的“比见都邑城市相率为浑脱”，事实上是一种来自外地官员对洛阳都城演出的想象和夸张之词；喜好娱乐的中宗、睿宗应该也明白这一乐舞的事实影响甚微，因此对于吕元泰和韩朝宗出自儒家立国思想的上谏表现出虽然赞许、但并不采纳的处理方式。

但是事隔两年、玄宗登基不久，张说所击节歌颂的泼寒胡戏却被自我否定，并上升到国家礼仪的高度要求禁演；玄宗也随之发布《禁断腊月乞寒敕》，禁断了此戏在唐朝的传播。

皇帝与宰相的合谋所中止的泼寒胡戏，自然有更多的政治考虑存在。 

三

如上所揭，泼寒胡戏在唐代的传播是一个以胡人为演出主体、耗资巨大、频率不高的外来乐舞。玄宗先天二年安排这一演出，也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在即位之初“外蕃请贺”的庆典中演出来自外蕃的乐舞，体现兼容并蓄、包容天下的的盛唐气象，也许是玄宗搬演泼寒胡戏的初衷，不但无可厚非，对于外蕃胡夷也未必产生负面的影响。

张说上表以泼寒胡戏舞蹈中的“裸体跳足”、“挥水投泥”不符儒家经典礼仪予以谏止，显然是小题大做而借题发挥。从其《苏摩遮》的描写中，我们看到泼寒胡戏的舞蹈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有“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的“豪歌击鼓”。“裸体跳足”而“挥水投泥”只是其中的一些场景，但又是乞寒泼胡的必然过程；因此攻其不可减省的舞蹈行为与儒家扞格，就必然没有可以迁就的演出理由。

玄宗的《禁断腊月乞寒敕》出自苏颋的手笔，《新唐书·苏颋传》记载：

自景龙后，（颋）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帝爱其文，曰：“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22]

以上的文字是我们知晓朝廷制草执笔者秘密的制度史缘由。而苏颋的草敕确实充满文学的才情，但是在昭示禁断的理由时，以泼寒胡戏“至使乘肥衣轻，竞矜胡服；阗城溢陌，深玷华风”，无疑有夸大的倾向。南北朝以来流传在中原的物质文明胡化倾向，并非只是泼寒胡戏的影响；在泼寒胡戏禁断之后，这种胡服矜尚也并没有得到改变，元稹“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即是其例。而玄宗后来的酷嗜胡俗，也被元稹无情揭示，如《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胡旋女》所讽刺：“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比起元稹揭示的胡旋女以及驯犀、骠国乐、西凉伎等等的胡俗影响来说，在胡风充溢的唐代，泼寒胡戏的演出并没有特别的危害。

图8.敦煌莫高窟220窟（初唐）南壁组舞，是否为“胡旋舞”尚有争议

更有甚者，虽然张表、苏敕的目的一致，但是述及禁断的理由却并不同步。张说的谏表以“裸体跳足”、“挥水投泥”的胡俗为失容，苏颋的草敕以“乘肥衣轻，竞矜胡服”为“穨弊”。齐名的“苏许大手笔”在事件处理的因由上答非所问，可见在胡俗纷纭的时代，禁断泼寒胡戏实在没有太多特别的理由。然而，此时此刻的玄宗皇帝还是断然放弃了自己从太子时代就深好的蕃胡乐舞，无疑也当是另有寄托。

一种深层的可能性是：玄宗以来建立新的大唐礼仪、文化制度的任务，落到初任宰执的张说身上，重道尊儒、建立典型的目标，成为开元时代前十八年间张说不懈的追求。

张说是唐玄宗在东宫以来就建立了非凡关系的臣子。《旧唐书·张说传》中，记载张说在玄宗立储、即位的关键时刻，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玄宗在东宫，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见亲敬。明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是岁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及至忠等伏诛，征拜中书令，封燕国公，赐实封二百户。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23]

玄宗对于张说的信任，超越了其他臣子。即位之后，这种信托与依赖也通过拜官、封爵、赐食邑表现出来。有鉴于唐朝以往的历史现实，如何创造出后来称道为“开元之治”的盛唐局面，一定成为帝臣之间无比焦虑的问题。健全制度、崇尚儒学的文治策略，可能是在张说心目中比较明确的想法。恰在这样的时刻，神龙元年中宗复辟而“御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的习俗被玄宗仿效，用于其登基后接受外蕃请贺的庆典之中。《谏泼胡表》便成为其建立新的法制的牛刀小试和探路之石。

毫无疑问，在即位之后与臣子建立新的信任关系，成为玄宗当务之急。张说最初的谏言不论小大，是否采纳，自然是重要的信号。因此玄宗皇帝不惜牺牲个人的嗜好而俯允下情，泼寒胡戏因此成为众多外来文明与大唐礼仪制度冲突而需要革除的替罪羊。

虽然在《谏泼胡表》之后不久，张说为姚崇所构而左迁八年，具体的文治策略因之滞后，但是玄宗对于他的信任不变，包括违反常规，允许他“兼修国史，仍赍史本随军修撰”这样的包容。[24]因此在开元九年返回长安，张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之后，一系列的建设性举措：经修《六典》、祀后土祠、享圆丘、议封禅、倡修《大唐开元礼》、进《开元大衍历》、定《大唐乐》……因之而顺理成章地实现。关于张说在玄宗时代的意义，汪篯先生的《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是探微发覆的力作。[25]作者从姚崇、张说的互不兼容的细节出发，揭示了姚崇和张说的矛盾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虽然两派之间未必完全对立，但确实提供给了我们理解开元时期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的文学大臣建立文质彬彬时代的重要视角。

图9.《汪籛隋唐史论稿》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可以说，从《谏泼胡表》开始，破除外来文化的不良影响，为建立儒家文明的自身秩序作铺垫，崇尚法度的大唐文化因此建立起来。 

注：本文原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685-692页。微信公众号“北外中文”曾在2016年10月19日以《“泼水节”——从波斯到长安》为题发布简写版。感谢陈耕编辑，龒寤雲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