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前裕后 薪尽火传——从《汤用彤学记》到《汤一介学记》

赵建永

 

   汤一介先生系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哲嗣，幼承家学，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之家训，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与转化。他提出并解答了中国哲学范畴体系、内在与外在超越（德法合治）等系列重大问题；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晚年主持传世巨典《儒藏》工程，为文化建设鞠躬尽瘁。

    首部纪念文化大师汤先生的文集《汤一介学记》，近日由新华出版社推出。此书承袭《汤用彤学记》之体例，唯往昔由我协同先生编定，如今则由我与“汤用彤书院”雷原院长为先生而编。先生恩泽犹在，而斯人已去，抚今追昔，感慨系之，遂追溯编撰两部“学记”的难忘岁月，以再温侍学汤门18载所沐浴的大师遗风。

协助汤先生编《汤用彤学记》

    书名“学记”源出《礼记》之《学记》篇。该篇系统阐明教育的定位、原则和方法，及师生关系，是最早专论师道的著作。自上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沿用此名出版“学记”丛书后，这类系列层出不穷，形成了纪念前辈大师的著名学术品牌。

    先生对各种“学记”非常爱读，领衔主编了《汤用彤学记》，并撰序认为：为前辈大师编《学记》，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念。同侪和弟子以切身体会来表述前贤治学和生活的情景，不仅会使我们对其学术精神感同身受，还能更深刻了解时代变迁之迹。因此他说：“这种用‘学记’的方式，表述老一代学者的各个方面，也许更亲切一些。”

    《汤用彤学记》是十年前应三联书店原总编孙晓琳之邀而开始编辑的。先生鉴于我研究汤学多年，对相关文献较熟，故约我合编。我们从历年名家名作中精选深切体现汤用彤学行的文章36篇而成书。先生在序中评论：此书“虽非专著，但所选各篇颇具学术水准，其主要部分是收录他的学生对他的为人为学的回忆，大都是亲自受教于他，也有少数并未与他见过面，但都在北大读过书，而对他有所间接的实际了解”。

    起初，《汤用彤学记》题签拟由任继愈先生来写，惜未及联系，任先生就过世了，于是改请欧阳中石先生。2010年，先生夫妇专程看望欧阳夫妇，赠送新作，叙旧长谈。欧阳先生欣然同意题字，不久即写下精美的“汤用彤学记 中石拜题”书法条幅，并加盖印章。此际，因我在外地，先生夫妇正赶赴美国，临行前请魏常海教授把题签转交给我。9月底，我返回北大取得原件，马上送出版社付印。

    先生逝后，我看到他研究室里依旧端正摆放的《汤用彤学记》诸书，浮想起先生父子一脉相承的仁者情怀和大师风范。当年汤用彤与助手任继愈合作撰著时，将助手列名己前，而先生亦颇具其父遗风。在《汤用彤学记》出版前，先生郑重提出署名我和他共同主编，并把我列在前面。我固辞不受，先生则说“这对你以后有用”，而坚持己见，甘当人梯。幸好，经出版社斟酌，最终还是决定把我置名先生之后。先生提携后进之心无时不在，每每思之，感念无已！

《汤一介学记》的编译

    《礼记·学记》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此正先生之谓也。因此，我们秉承先生遗志，并遵照他当年编定《汤用彤学记》的思路，经乐黛云师母审定，编成《汤一介学记》。

    先生去年9月9日仙逝，次日，他筹备已久的“纪念汤用彤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雷原主持如期举办。会上，大家深情追思先生父子，决定尽快编出《汤一介学记》，以弘其道。随即，我们通过新媒体、信函、报纸等渠道约稿。最初拟10月底截稿，因来稿整理、翻译、编校难度颇大而延至年底。今年初，我们先把二校稿赶制成样书，在先生诞辰纪念前夕的葬礼上，赠给与会者。

    作为当代学术领军人物，先生孜孜于融会古今中西之学，他的学问修养感染了每一位所接触过的人。一时间，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撰写缅怀文章。数月来，在师母督导下，我们从众多稿件中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60多篇和怀念诗联、函电、访谈百余篇，汇集而成《汤一介学记》。该书由与先生相交70余年的老友杨辛教授撰序，书法家启骧题签，除整理首刊先生6篇遗作外，还收入饶宗颐、星云、杨祖陶、楼宇烈、卿希泰、蒙培元、宁可、刘梦溪、冯天瑜、周桂钿、金春峰、许抗生、牟钟鉴、李中华、李存山、郭齐勇、陈可冀、邓可蕴、陈鼓应、汤恩佳、孔垂长、干春松、杨立华、刘笑敢、崔珍皙、舒衡哲、汤双等亲人、朋友、学生、读者之文，多大家手笔。原载《光明日报》的拙文《明师引路》，由不足三千字扩写至三万余字，亦忝列其中。书中首次公布了大量颇具历史意义的照片，另附录三篇绍述汤用彤、汤霖的文章，从多方面生动展现了先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的家学传承及其为人为学。

    先生去世未久，音容笑貌宛在。该书诸文基本写于此际，是先生生平、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忠实记录，也是最具一手史料价值的研究文献。编纂中，师母时时关心，提供不少珍贵资料，各位师友也予以热心帮助。不然，这51万字的书是不可能在短期内面世的。杀青时，我于《后记》略述编选缘由，师母甚满意，建议改作《前言》以开宗明义，使读者更迅速地把握全书要旨，遂成该书现貌。

    在编定先生父子“学记”之际，正值我其他工作最繁忙之时。但由于恩师的嘱托、我所在单位和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作者和读者的殷切期盼，都给予我无穷动力。汤门弟子通力合作，尽力搜集齐备各类文稿，经反复磋商筛选才定稿。令人欣慰的是，出版后佳评不断，认为这两部《学记》初步解决了汤氏父子研究成果散漫匮乏的问题，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基本学术资料宝库，这对学人更好地把握汤学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助于推动对两位先贤精神遗产的传承与研究。

    （作者为汤一介生前助手，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

 

��版�" � �sx���o�=EN-US>443）此可见钱、陈虽都重视野史小说的作用，陈用来直接考史，钱则认为考信人事未必可据，但可以见出当时的人情和人心。

    关于不同作者的著作和作品，有时会出现相似甚或相同的见解和论述，对此一问题如何看待，钱、陈有不约而同的胜解。艺苑文坛，著作之林，不同的作者居身不同地域，彼此互不通问，但写出来的文章或著作，义旨和结论竟然相似或相同。这种现象如何寻解？是否可径以抄袭目之？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以他本人和陈垣先生都曾撰文考证杨贵妃入道的时间，而结论不谋而合，以此例来说明发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他写道：“抗日战争之际，陈垣先生留居京师，主讲辅仁大学。寅恪则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各撰论文，考杨妃入道年月。是时烽火连天，互不通问，然其结论则不谋而合，实以同用一材料，应有同一之结论，吾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论再生缘》，三联版，页87）钱先生对此一问题也有类似看法。他在考论《太平广记》一书时，对多种典籍都曾使用以鼋鼉为津梁的典故，是不是存在彼此抄袭仿效的问题，给出了他的论断：“造境既同，因势生情，遂复肖似，未必有意踵事相师。”（《管锥编》，三联版，页999）钱、陈对此一现象，得出了异地易时而同的结论，足可成为学界佳话，而不必怀疑他们是有意“踵事相师”。

    附语

    陈、钱比论粗毕，兹有一事，向读者交代。即钱、陈论学的文字风格是截然不同的。陈1979年离世，显然无缘一睹钱的《管锥编》。《谈艺录》1948年印行于上海，战乱流离，陈未必得观，即观亦未必感兴趣。陈如何评价钱锺书先生，我们无缘得知。但陈的著作，钱肯定是读过的。如前所说，钱应该读过陈的《论韩愈》。还有《柳如是别传》，钱先生肯定也读过。不过钱对《别传》的著作体式和文辞，似颇不以为然。钱先生在与汪荣祖先生晤面或通信中，流露过这方面的看法。

    我对此有一旁证。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和钱先生有通信，他总是有信必复，致使我不敢接写第二封，怕劳烦他再写回函。只有一次，我寄1990年第三期《中国文化》给他，他没有回示。因此期刊有我写的《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意蕴及文体意义》，文长两万余字，是为第一次系统阐释《别传》的文章。照说钱先生当时会目验此文，并有便笺给我。结果几周过去，声息全无。我意识到，钱先生可能不赞同我的论说。后来汪荣祖兄告以钱对《别传》的态度，始证实我当时的感觉不误。

    然我对《柳如是别传》的评价，至今没有变化。反而越研究越知其旨趣不同寻常。就以诗文证史的方法使用和创获而言，此著可谓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制高点。而就陈先生说诗治史的学术历程来说，《别传》不啻为陈著的最高峰。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陈、钱这两座现代学术的高峰，经长期研究而秉持的情感价值和学理价值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