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岳兵先生1935年出生于新昌县，年近五旬才开始走上学术之路。“唐诗之路”从酝酿，到提出，再到开展多次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成为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一条文化之路。值得一提的是，竺岳兵先生是从地理上得到灵感，并通过深厚的历史文学知识和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发现了这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文人的山水走廊。

竺岳兵先生将他发现唐诗之路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滋育期、兴奋期、社会影响期。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第三阶段应该是拓展期。

一、滋育期（1974—1988）

作为唐诗之路的发现者和首倡者，竺岳兵先生的人生可谓丰富多彩，他当过兵，当过教师，做过公路；他还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文学、音乐、美术、园林建筑，都有一手。

自1974年始，竺岳兵先生在新昌县土产公司负责全县建设运输毛竹的“毛竹公路”。毛竹公路，特指为运输毛竹而专门修建的马路，是特殊年代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竺岳兵先生一直在毛竹山区生活和工作了十二三年，那里的风土、人文、自然地理，在他脑海里渐渐与一些唐诗联系了起来，并产生了一个想法：从慈圣村经茅洋、黄坛、沃洲、兰沿、新昌城区到嵊州接曹娥江出杭州湾，可能是古代著名的水上旅游线。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在这条古水道上爬山涉水，走乡串户，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同时，根据解放军航测地形图，详细地计算出那些地区的集雨面积、河床坡度等等，得出了在古代植被茂密、雨量充沛的条件下，肯定是一条水路的观点。

唐诗之路包含了三部分，即路、诗和人。竺岳兵先生发现唐诗之路，并不是一拍脑袋灵光闪现就出现了，而是浸润了二十余年的思考、探索和研究所得到的成果。如果没有深厚的地理学知识，即使有专业功底和刻苦钻研精神也是不够的。

1983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竺岳兵先生读到了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的《李白丛考》。他视为珍宝，反复研读，仔细琢磨其考证方法。此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让他看到了一片新天地。从那时起，他开始想方设法购买李白以及与之相关的书籍。后来他还与郁贤皓先生结下了莫逆之交，开启了他从一个文史爱好者到文学研究专家的重大转变。

1984年，竺岳兵先生在读完李白的全部诗卷和古今学人对李白研究书籍的基础上，绘制出了李白一生的游踪图，并写出了约3万字的论文《李白行踪考异》，向学术界提出了关于李白研究中的五个问题：“移家东鲁”说辨疑、李白“移家东鲁”行踪考异、“会稽愚妇”指谁、李白初入剡中年代考和一条古代著名水上旅游线。学术界给了他很高的赞许：唐诗研究专家孙望教授称论文“解决了许多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李白研究专家郁贤皓教授说“五个问题，讲得都很有道理，非常精彩。尤其是末了一章，令人耳目一新”；浙江大学吴熊和教授说“为李白青壮年时期勾勒出了清晰的轮廓，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当时在苏州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院长松浦友久，读了他的论文后，专程赶来新昌与他研讨与李白有关的学术问题。这些赞许，令他这个“学术门外汉”信心倍增。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1987年，竺岳兵先生关于“路”的思考已经基本完成。从研究李白起，开始了对“诗”和“人”的专业研究。

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一种“老无所就”的威胁感在年过五十的竺岳兵先生心里油然而生。他认识到所谓的前半生的“多才多艺”是浪费精力，转而又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综合优势。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定位”吧。竺岳兵先生说定位就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需要，把自己的长处与社会需要粘合在一起。他还认为：文学艺术，特别是古典文学艺术的本身，就是各科知识的凝结。倘能把过去积累的东西综合起来，去研究唐诗，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

1987年4月，时任新昌县风景名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新昌县旅行社经理的竺岳兵先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提前退休，那年他52岁。他对领导这么说：“我要躲到地球的某一个角落，研究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白。”从此，开始了对李白的专门研究。这一年，他精读完了清·王琦的《李太白全集》和五种《李白年谱》、四十多种古今专家对李白的研究评论、几百种文史典籍，所做的读书笔记多达300公斤，这为后来提出的“唐诗之路”奠定了基础。

从李白研究开始，到发现唐诗之路，这是艰苦卓绝的岁月。那段时间，他说要当一只石蟹（石头底下的螃蟹），在石头的保护下，潜心研究学问。他没有节假日，时常带着干粮上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研究本身的辛苦之外，还需要克服小县城缺乏资料这样一个关键的难题。县级图书馆没有的书，他四处写信托人购买, 《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史》、《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二十四史》等书籍，就是在那段时间入手的。

二、兴奋期（1988—1999）

1988年3月，竺岳兵先生的李白研究又一成果丰收，《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在《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发表[1]。该文以翔实可信的资料提出李白曾多次到过剡中（今新昌、嵊州）的论证，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此后一些年谱都吸收了这一研究成果，由此在学术界最终确立了他的关于李白初次入剡中的时间在开元十四年（726）和李白四入浙江、三入剡中、二上天台山的观点。可以说，这篇论文是他后来提出“唐诗之路”的基础。

虽然解决了李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但更多问题出现了。通过李白牵扯出了与李白交游的一些诗人，继而牵扯到了整个唐代文学领域。自然而然的，他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沉浸在更多的学术问题之中。

在考证李白入剡行踪的过程中，他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到了整个唐代诗人的行踪范围，发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王勃、骆宾王、杜牧等400多位唐代诗人曾入剡，或与浙东剡溪有关。一个新的思想火花在竺岳兵先生脑海闪现：李白以及那么多唐代诗人都如此喜欢来浙东，这里可能存在一条古代旅游线。

再联想到多年前建设“毛竹公路”时对于水路的思考，一条路线闪现了：古人很可能就是沿着这条水路从钱塘江开始沿浙东运河经绍兴、上虞和浙东运河中段的曹娥溯古代的剡溪（今曹娥江及其上游）经嵊州、新昌、天台、临海、温州以及余姚、宁波、东达东海舟山这样一条道路行走的。

到了这一步，接下来就需要用唐诗去进行验证。他从《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等书中摘录与剡中和浙东有关的诗文，并参阅有关《地方志》，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设想都一一得到了印证。最终研究发现，有461位唐代诗人来浙东或“壮游”、或“宦游”、或“隐游”、或“避乱游”、或“神游”、或“考察游”等等，在浙东一带流连忘返，吟咏不绝，使浙东一带成为唐诗发展中一个特异的地区。

1988年7月，他在新昌组织举办了浙东旅游资源考察会。并于当年的浙东四市地联谊会筹备会上，首次提出了“剡溪是一条唐诗之路”的观点。

1991年5月26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竺岳兵先生宣读了他的《剡溪——唐诗之路》论文，提出了唐诗之路学术概念和浙东唐诗之路考察成果。他那见解独到、有理有据的论文内容，深深打动了与会的傅璇琮、袁行霈、郁贤皓、吴熊和等诸多专家学者，引起强烈反响。

对于“唐诗之路”的确切路线，竺岳兵先生认为广而言之，应包括会稽山、天台山、四明山区域内的整个浙东地区，其起点北自钱塘江，南至天台山，沿线经过萧山、绍兴、上虞、嵊州、新昌和天台。对于其定义，竺岳兵在论文中写道：“所谓唐诗之路，是指对唐诗特色的形成，起了载体作用的、具有代表性的一条道路。”这里说的“载体”，是指诗歌的题材，即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等诗歌歌咏的对象。所谓“代表性”，是根据以下三个要素考察分析得到的：“一是范围的确定性：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有大量的风望甚高而格调多样的唐代诗人游弋歌咏于此。二是形态的多样性：诗人在这一区域旅游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三是文化的继承性：这一地区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唐诗有着整体性的渊源关系。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形成或构成唐诗之路。”[2]这样，“唐诗之路”既是一条具体的有迹可寻的诗人走过的道路，又是一条我们常说的“文化路线”、“思想路线”那样促使唐诗特色形成的抽象的路线。正因为此，“唐诗之路”不但为浙东旅游经济的发展描绘出一幅灿烂的蓝图，而且为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子。

唐诗之路提出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遗产》、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香港阳光卫视等数百种新闻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一些旅行社纷纷推出唐诗之路旅游线路，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条神秘之路充满了浓厚兴趣，一批批到浙东考察研究。而竺岳兵先生也由此被国内外诸多学者所认知，称誉他“为中华民族找回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学界泰斗严济慈、任继愈、启功和革命元老宋任穷、彭冲、叶飞等为之作诗题词，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日本学者横山弘教授说：“竺岳兵先生发现的唐诗之路是超越国界的，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竺岳兵先生在学术界奠定了唐诗之路发现者和首倡者的重要地位。

1993年8月18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发函，同意原“剡溪唐诗之路”正式命名为“浙东唐诗之路”。

1994年11月22日至26日，以研讨“浙东唐诗之路”为重点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新昌县隆重举行。国内外学者共计98人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代表们认为“浙东唐诗之路的提出,不但对于当代经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发掘、拓宽唐代文学研究的路子,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次会议还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这样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放在一个山区小县开,在唐代文学学会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二,会议的费用,由一个乡镇企业独家承担,在唐代文学学会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三,大会秘书处于会前会后编辑出版《会务简报》，并配以《唐诗之路版画展》，介绍会务活动和当地风情,在唐代文学学会历史上是第一次。第四,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关心会议,祝贺会议成功,这在唐代文学学会历史上是第一次。”[3]为了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竺岳兵先生付诸了大量心血。

三、拓展期（1999—2019）

1999年5月，有中国（包括台湾、澳门）、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韩国、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八国学者参加的“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昌举行。竺岳兵先生在《天姥山得名考辨》论文提出“天姥即王母”的观点，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赞同，并被写进了《会议纪要》。[4]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郁贤皓在会上说：“关于天姥山命名由来的见解甚为深刻，特别是提出天姥谓西王母、天姥岑是专用词，以及‘姥字字义的转化等等，论据充分，很有说服力……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好文章。”南京师范大学张采民教授说：“大作资料翔实，条分缕析，考证缜密，很有说服力。尤其是第三部分，提出‘天姥即‘西王母，证据充分，论证有力，几可成定论矣!”

2004年5月，唐诗之路第一套丛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向读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唐诗之路，丛书之一的《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共考证出451位唐代诗人游栖浙东，其中有61位诗人的行踪，自古至今的地方史志和文论，都不知道这些诗人与浙东的关系。这套书也是竺岳兵先生对自己二十余年来在唐代文学的研究方面作的一次梳理和总结。

2005年11月，在新昌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与绍兴文理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竺岳兵先生提交了《唐诗之路与越文化研究——以唐诗之路三要素为中心》[5]，论文在原研究基础上，提出越文化是唐代诗人创作诗歌的题材，唐诗之路与越文化有着整体性的渊源关系。

2008年9月，唐诗之路第二套丛书出版，其中《天姥山研究》被前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先生称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奇书”，该书还对如何利用天姥山研究的成果开展浙东区域旅游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为传统与现实、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结合做了有益的探索。[6]

2013年8月，鄞州与浙东文化暨书院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宁波举行，竺岳兵先生应邀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试论鄞州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地位及其它》论文。

竺岳兵先生的论文虽然是以解决问题为最初目的，但它们的价值却远远溢出于此。所以，它们带给学术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一片惊喜是理所当然的。朱熹说：“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胡适则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第一步，是学术思维的最初动因。竺岳兵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人之处，他发表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旨新解》、《南陵考辨》、《此心郁怅谁能论——李白安徽五松山诗诗旨新解》等论文，也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他的论文，篇篇均独树新义，言人所未言。

严谨的学术研究都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竺岳兵先生也不外如是，他对唐诗之路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追究，为什么独独在唐代出现了这样独特的现象？光山水秀丽肯定是不够的。通过大量的研究，他发现主要与晋代留在这里的文化底蕴有特殊的关系。于是他转向研究晋代文化，研读了西晋和东晋2000多位名人事迹。渐渐地，他发现浙东自晋代起，就日渐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源远流长的山水诗在此滋生，与之有联带关系的书法、绘画以及宗教等，也在这一地域达到鼎盛，由此他还总结出了唐诗之路的七大文化底蕴，即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中国山水画的发祥地，佛教中国化时期的中心地，中国佛教化时期的中心地，道教巩固充实时期的中心地，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和士族文化的荟萃地。与此同时，《两晋人物大全》、《东晋大姓世系考》、《东晋名僧世系考》等著作，也均编撰完毕。

在2018年1月的浙江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在同年6月出台的《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中，“打造唐诗之路黄金旅游带”也作为浙江“全域旅游推进工程”重点内容，被列为大花园建设的十大标志性工程之首。唐诗之路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在浙江全省如火如荼展开，也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唐诗之路终于从民间、学术界、旅游界走向了社会。

至此，在旁人看来，竺岳兵先生已功成名就，可颐养天年了。但他认为，只要一息尚存，人生就没有休止符，故依然马不停蹄，笔耕不辍，每天在电脑前工作十几个小时，继续不遗余力地投入他最为重视的《再论唐诗之路》的写作。该书涵盖了他在提出唐诗之路以后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从整体上论证唐诗之路具有全国的、世界的意义，可以让人们更全面透彻的了解唐诗之路。不幸的是，先生于2019年7月6日因病撒手人寰，其生前初稿已完成大半，亟待后人整理出版。

结语

竺岳兵先生除发表有关唐诗之路的论文论著以外，还在一些热心企业家和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在新昌组织举办了10多次大中型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这对于新昌这种既不是大城市也无高校的小县城来说，影响是空前的，在全国也是少有的。这些社会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唐诗之路研究的发展。

竺岳兵先生追寻诗路，艰难坎坷，久久为功，令人感动。在竺岳兵先生的学术之路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勇于突破的首创精神。在做学问上，他主张大胆突破，细心求证，遇有疑问，必予追究。每出一文，必树新义，言人所未言。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执著追求的奋斗精神。三十多年来，他在发现和研究唐诗之路的过程中，无论是处于何种境遇，始终孜孜以求，朝着目标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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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2]《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3]《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5-1996合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4]《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页。

[5]《海峡两岸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6]《天姥山研究》，中国国学出版社第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