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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虚构和随意演绎
2010-09-29    kk    浙东唐诗之路    点击: 8682

历史不能虚构和随意演绎——学者谈历史剧、历史类文艺作品与历史观
近年来,历史剧、历史类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并受到关注,似乎历史真的热起来了。但这种“历史热”中也出现不少问题,诸如歪说、曲解历史,甚至杜撰历史,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历史与历史剧、历史类文艺作品究竟有何区别?历史作品中的硬伤究竟因何造成的?学习和研究历史应该采取怎样的历史观?
 
  ■历史和历史小说的关系,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主持人:近年来,历史剧、历史小说以及带有历史色彩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如《雍正皇帝》、《汉武大帝》,备受人们的关注。但是,当前历史剧和历史类读物中也存在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或以正史为名,给读者造成误解,或以小说为名,肆意曲解历史等等,让真正懂历史的人很难看下去。那么,您认为其中的原因何在?
 
  孙立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等历史文学作品并非历史。历史和历史剧、历史类文学作品不是一回事儿。历史和历史小说的关系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关系那样,前者写的是历史,后者则是历史类文学作品,带有历史的影子和痕迹。现在,有些人误把历史类文学作品当作历史,把两者混为一谈。现在的一些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以历史为名,人物关系都是历史上的真人,但是故事情节大部分是虚构的,甚至有的胡编乱造,让人迷惑。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历史本身是有原则的,是不能虚构和随意演绎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有证据证明。当然,这样写成的文字可能会非常枯燥。有些人喜欢加一些修饰的词语,或者用一些现代化的词汇和语言习惯来使它生动一点。倘若不是历史论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无可厚非。不过,仍旧应该有一定的原则,那就是不能脱离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历史上有名有姓,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都很清楚,你非要给他加上几件他从没做过的事情,这就不合适了。既然以历史为名,那么就要可信。
 
  第二,历史小说让人看不下去,还因为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既然是小说,自然需要有作者的创作。但是现在很多小说,人物情节几乎全用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虽然也有很多虚构的情节故事,但主线往往不离史书,等于史书白话版,结果是史不像史,文不像文。以前我们看很多小说,一眼就能明白,比如时间、地点、朝代背景等都有交代,但是读者不会认为是真的。但现在的很多小说,一般读者可能很难分辨哪些是作者虚构的,哪些是历史上确有的事。这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到底是在看文学作品还是在看历史?因此,我觉得作者应该在创作中有所交代,虽然麻烦,但可减少给读者造成的误解。
 
  ■正确价值观是不能颠覆的,历史剧和历史文学作品不应失去底线
 
  主持人:中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那么历史的作用是什么?学习历史应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孙立群:学习历史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知识的层次,主要对青少年,以吸收历史知识,了解历史线索为主,为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第二个层次是以史为鉴,指导我们的工作,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这对成年人和参加工作的人非常重要。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尊重历史的原貌,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曲解历史,把历史当做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评法批儒”,把历史糟蹋得不像样子,以致人们都不愿意学历史。学习历史还很值得强调这一点,即我们学历史并不是想替古人流泪,也不是想看故事,而是希望能够从中得到经验和借鉴。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突破的。可让人担忧的是,在当今的历史小说大潮里,不仅仅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都被写了一个遍,即便是奸佞小人也被翻出来,并且予以翻案。可是,正确价值观是不能颠覆的。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和社会,人们总归都是向善、求善的,基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是不能推翻的。
 
  主持人:如何看待当今的史学讲坛热?
 
  孙立群:让人接受和学习历史,也有个方法问题。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走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冯尔康教授在为我新出的书《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李斯》所写的序中有这样几句话:“史学工作者应为史学知识大众化而努力。史学家应当走进通俗性讲堂和撰写通俗读物,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近年来,一些史学工作者走上“百家讲坛”就是这方面的体现。“百家讲坛”的演讲者,被有的人戏称作“说书人”,也有学者不屑于上这种讲台,认为层次不高,有失身份,或被人议论为不务正业。其实,这些议论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在古代瓦子里说书的,是识字有限的人,学问不多,没有功名,社会地位低下,让人看不起,可是今日的演讲者,是专家学者,是大学教授,他们乐于做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是件大好事,应当欢迎,应当尊重,应当感谢。历史是活生生的,是最能接近人民大众的,自古以来,在宫廷有史官专门编著史书,在民间,讲史一直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比如,在宋代的“瓦子”中就有民间艺人说史,如“说五代史”之类,并形成演义类的史书《三国演义》、类演义的《平妖传》等。此外,在佛寺、村社、家族中,均有各种内容讲史活动,如佛史、村史、家族史等。
 
  ■历史最忌调侃,尤其是严肃的题材,一调侃,就往往造成误解
 
  主持人:近年来,历史剧和历史类文学作品在市场中可谓是“三分天下有其一”。那么,这似乎意味着历史真的热起来了呢?
 
  孙立群:当前,历史越来越为大众喜欢,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热”。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好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但这种历史热与以前政治运动不同,它具有自发性、实用性,有助于人们文化素质的提升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面对这种形势,历史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以科学、严肃的态度讲历史、写历史。我自己有个“三不原则”——不戏说,不歪说,不臆说,其中不戏说是在第一位。历史最忌调侃,尤其是严肃的题材,一调侃,就往往造成误解,尤其是对青少年,甚至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我不反对时尚,但是不能把古人也变成现在的小青年啊。历史和文明是同步的,文明到达一定的程度,留给后人的历史财富就越多,文明的程度越高,创造的财富也就越多,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富强时代,都是由它的文明程度所推动的,比如“大汉”、“盛唐”。
 
  ■要以信史为本,也就是以有实证的历史为本,而不以想象的历史和传说为本
 
  主持人: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和标准去看待历史?
 
  孙立群:对于历史首先要尊重,汲取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但另一方面绝不能沉湎于历史之中,我们学习历史是为现在服务的,不是为了炫耀的。历史终究是静态的,是既成事实,不可能改变,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现在,是未来。有历史固然好,没有历史我们就活不了吗?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创造历史。或者说,每个人都正在创造历史,自己能走多远,能留下什么样的历史,不在于我们有多久远的文明史,而在于我们现在的行动。其次是实事求是。我们的教科书中一直在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其中确实有些不符合历史学的内容。历史学首先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人为地去拉长历史,不要主观想象。
 
  总之,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它能够提供很多物质和文化上的经验和教训,它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编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该以信史为本,也就是以有实证的历史为本,而不是以想象的历史和传说为本。另外一方面,社会发展总是要靠现代人,靠当下。历史可以提供帮助,但不能决定当下。我们常说要现代化,为什么不是古代化,因为社会的前进总是要靠现在的人。
 
  ■写史学作品,犹如进入地雷阵,稍一不慎,必会留下挂彩的硬伤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的记录,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精确详细,体现着一种严谨的风气。但是,近年来一些史学作品中却不时地出现一些小错误或是硬伤,编者也称之为“可以接受的错误”。您对此怎么看?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几十万字一部书,出一条硬伤,有何了不起。依我之见,任何作品,对任何人,必须严肃对待和更正。记得我在大学时,写一篇有关《资治通鉴》的文章,自我感觉良好,进呈邓广铭师,满以为一定会得到好评。哪知邓先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特别是说某处古文标点错误。我说自己是依《万有文库》本的断句而标点的,邓先生说:“《万有文库》的断句错误多的是,你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还不够历史系高年级的水平。五十年后,回忆此事,内心确是充满了对老师感戴的深挚之情。古文无标点,今人加以标点,同一段文字,甲与乙可能不同,或是甲先后标点不同,但都无误。邓先生对我的批评,自然是标点确有错误,史界或称为硬伤。邓师的批评我几乎忘却,但他批评后造成我谨畏的治史心态,保留至今。现在常说什么监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确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自己的作品出硬伤,闹笑话,取讥于前辈,似乎前辈的眼睛总是在盯着我。如今有人批评,特别是指出我的硬伤、错字、错误标点之类,真有一种求之不得的欢迎和感谢。其实,写史学作品,犹如进入地雷阵,稍一不慎,就必定会留下挂彩的硬伤,而无法抹掉。
 
  有一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电视片,其中解说词竟出现如果商军埋伏在山上,一声炮响,杀下山来,周军就会如何如何。居然把火药的发明提前到三千年前。此种笑话竟发生在严肃的科学片中,这当然是硬伤。近年播出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其剧情大致依据史实,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乱说,演员的表演都相当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编导者无疑是仔细阅读了《史记》和《汉书》,但光读这两部书,显然是完全不够的。例如,就目前的史学研究所知,汉代的冶铁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剧中胡编了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钢做刀,胜于汉剑,故引发汉武帝通西域的打算,当然是硬伤。这里说的是外行出硬伤的情况。
 
  ■“你不知道,我们这类顾问,全是给编导们当摆设,根本不尊重我们的意见”
 
  主持人:如此的外行硬伤确实在部分史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但是不知道您是否听过“挂名顾问”这个词,就是一部史学作品,挂着顾问头衔,但是作品仍漏洞百出,顾问好似虚设,或征求了顾问意见但是仍然改动不大。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王曾瑜:根据个人很有限的接触,外行对待中华古史的专门知识,也确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次,接到来自绍兴的电话,说他们设计东汉哲人王充像,本拟王充坐椅,在几案上写作。但看了我在《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才知道当时是席地而坐,须另外设计方案,故征求我的意见。这算是尊重知识的一例,可惜所遇者甚少。
 
  我不懂西夏文,对西夏史也只有一般知识,但最初还不知影视作品一类的内幕,看了西夏的电视剧硬伤颇多,就打电话向朋友白滨先生提意见。白滨回答说:“你不知道,我们这类顾问,全是给编导们当摆设,根本不尊重我们的意见。”后来,自己也遇到类似情形。一次,参加拍岳飞的电视片,我还非常认真,看后特别给编导写信,指出其中不少错误,如有人在电视片中说,岳飞是百战百胜,但并无此事,他在淮东还是打了败仗。结果如石沉大海,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次,又是拍岳飞的电视片,我特别指出,岳飞书所谓《前、后出师表》,还有“还我河山”的题字,全是伪托,张政烺先生等已有精密考证。我还专门带编导去图书馆,找出《文物》1961年第8期,让他们使用摄像机拍了岳飞的真实墨迹。不料电视片放映时,还是播放了“还我河山”的题字,并说是岳飞年轻时所写。其中也有我谈话的录像,岂不等于我承认“还我河山”的题字是真迹?真令人啼笑皆非。
 
  2003年,一位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要为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出一本书,请我当顾问。他简单说了此书的内容,准备影印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我当即回答,这份墨迹是后人伪托,如果一定要编入,我就无法当顾问。此后我得到《壮怀激烈》书一部,金盾出版社2003年出版。书上排列了一大批顾问,前十一位依次是“王定国、季羡林、岳岐峰、刘兰芳、冯其庸、毛岸青、邵华、史式、陶思亮、贺捷生、龚延明”。这就是目前标准的顾问商业炒作模式,其中唯一对岳飞有所研究者,只有龚延明先生一人。人们难道不能说一句,对岳飞事迹根本没有研究,又当什么顾问?目前,此类事情实在太多,其实,学者滥当顾问,正是不自重的表现。如空头主编、顾问之类,外行以为荣者,内行当以为耻。
 
  ■对待治史的硬伤,关键在于有错必认,知错必改
 
  主持人:现在还有一些内行的学者碍于自己的“面子”问题,不去或是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不是造成史学读物硬伤的另一个原因呢?作为学者,又该如何对待史学作品中的硬伤呢?
 
  王曾瑜:其实,即使是内行,稍一不慎,也会出硬伤。如《宋会要》刑法2之17—18有一段宋仁宗时的记载:“诸州知州、总管、钤辖、都监多遣军卒入山,伐薪烧炭,以故贫不胜役,亡命为盗。”此段文字,我本人审阅过约七八遍,都没有看出破绽。最近方才看出。原来在宋仁宗时,并无总管的官衔。后宋英宗时,为避宋英宗赵曙的御讳,才将原来的部署改称总管,而《宋会要》所载,乃是宋代史官的追改。此段文字应改为“诸州知州、〔部署〕……”
 
  就像我前面说的任何作品,对任何人,首先,也包括我自己,一条硬伤就是了不起,必须严肃对待和更正。何况并非是新出茅庐者,这完全是不应发生的硬伤。对待治史的硬伤,关键还在于有错必认,知错必改。这本是常识,也真正是学者的面子,狡辩其实没有一点面子。对内行人而言,狡辩其实无非是愈辨愈糟。当然,因如今的世道,人们往往不愿意出来指责狡辩,于是狡辩者似乎在表面上是得胜回朝。与其花了极大精力和时间狡辩,还不如多搞点学问,但世上又有多少人想得开。有的作品甚至浑身硬伤,根本无法狡辩,而作者却聪明地诿过于编辑,而又自诩治史者须德、才、学、识兼备。
 
  ■大学者的实事求是与学界的吹牛风
 
  主持人:就像您说的:“有错必认,知错必改这正是学者的面子”,这是一种严谨负责的治学作风。那么,这方面史学界的整体情况如何呢?
 
  王曾瑜:在史学界,张政烺先生的博学是公认的,但据我所闻,他常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懂。这其实是正常的。学问到了一定火候,完全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本人能爬多高,潜多深。张先生决不是对人故作谦虚,而是大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谦逊和质朴。我人到晚年,常说对个人的学问应坚持三道底线:一是青年时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二是承认与前辈优秀学者在学问上有不可弥补的差距。我有时说自己是“半瓶醋”,其实,在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面前,如果说自己只有四分之一瓶醋,无疑是过高地抬举了自己。三是除去十二年强加于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个人治辽宋金史约四十年,但自己应当老实承认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还是无知和少知的。这当然也是得益于张先生的身教。
 
  我向来认为,《资治通鉴》的文字在古代史书中最为流丽而晓畅,但张政烺先生却公开承认:“如《资治通鉴》有的段落我至今尚不能确切弄懂。”自此以后,我怎么敢说自己能全部读懂《资治通鉴》。自己更读不懂《宋史》,且不说如其《天文志》、《律历志》之类,《宋史》卷194《兵志》所载“三人衙官例”、“诸军七人例”等,就二十余年读不懂,直到最近,才有所解。
 
  在此可对比一下邓广铭师和漆侠大学长的学问。我多年以来一直认为宋学,即宋代儒学,是宋史研究中最难啃的一大块硬骨头。邓先生论宋学的文章不多,但很精彩,他完全有学力对宋学作深入研究,只是另有其他重要研究,顾不上来。漆先生通读二十四史(《明史》只读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的信仰,下功夫很深,这当然是我所不如。他已经着手深入研究宋学,可惜因医疗事故而不幸逝世,未能全部完成。我对先秦典籍不通,故面对宋学,只能望洋兴叹。这多少反映了彼此客观的学问差距。
 
  任何人的学问总有弱项和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应当经常从别人那里,对照自己学问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目前在学术界,小至史学界,却刮着一股愈来愈炽烈的吹牛风,报刊上经常登载不少介绍学术成就的吹牛文字,内行的知情人当然知道,完全是虚美,将一个个小橡皮袋,吹成一个个大气球,并且一个强似一个。另有一些没有入门者,却因无知或浅薄而狂妄自大,其实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又自做“最牛”之类低俗字眼的虚假广告。电视上见到一位老军医说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学问上要知不足,事业上要不知足。我又想一下,不仅要肚里知不足,也要自己嘴上说不足,请别人说不足,不仅可背地说不足,也应公开说不足。只有大家说不足,方能营造一种真正良好的学术环境,一种真正能够遏制吹牛风的环境。( 文字整理:吕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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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总喜与人们的想像或研究的理论开着玩笑, 2010/7/10 18:12:27 张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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