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与杨潮观

乾隆文坛的重量级人物不少，以言翘楚，则诗文领域，应数到袁枚；戏剧领域，要数到杨潮观。杨潮观（1712－1791），字宏度，号笠湖，无锡人。雍正初江苏布政使鄂尔泰设春风亭，招揽文学之士，座上贵宾如沈德潜、华希闵等，都是江南老名士，杨潮观以十四岁一童子厕身其间，挥毫作赋，声名鹊起。但正所谓“高材无高第”，他在此后的科举场上一直不得意，乾隆元年（1736）中恩科举人后即再也没能更上层楼，在实录馆作了一段时间的文字工作后，期满外放，周折于山西、河南、云南各地知县任上，以泸州知州致仕时已年逾古稀，其宦途多舛，亦可见矣。值得一说者，潮观在邛州知州任上买卓文君妆楼旧址筑吟风阁，觞咏其中，即享誉后世的《吟风阁杂剧》命名之由来。
袁枚小杨潮观四岁，与其相识甚早。《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中说二人是“总角交”，似乎有点夸张。乾隆元年（1736），年方二十一岁的袁枚受广西巡抚金鉷荐举，进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杨潮观则以新科举人游京师，这是最早可以考见的交游。此后两人各自浮沉宦海，地域悬绝，似无多联络，但情谊始终笃厚。乾隆三十五年（1770），杨潮观因运输木材之公差，不远万里自邛州来南京随园探望老友。袁枚大喜，有《喜杨九宏度从邛州来即事有作》五古四首记其心境，第一首末四句云：“蔗味老弥甘，交情久更挚。不信扪胸中，三十六年事”（《小仓山房诗集》卷22）。这一次，袁枚还将小女阿能寄养杨潮观膝下，足见两人交谊之非常。
但也正是这一次，杨潮观为袁枚讲述了自己乾隆十七年（1752）任河南乡试同考官时的一场怪梦，从而埋下了两人晚年一场笔墨官司的种子。
此梦原委，见于《子不语》卷三的《李香君荐卷》一则。全文不长，具引如下：
吾友杨潮观，字宏度，无锡人，以孝廉授河南固始县知县。乾隆壬申乡试，杨为同考官。阅卷毕，将发榜矣，搜落卷为加批焉。倦而假寐，梦有女子年三十许，淡妆，面目疏秀，短身，青绀裙，乌巾束额，如江南人仪态，揭帐低语曰：“拜托使君，‘桂花香’一卷，千万留心相助。”杨惊醒，告同考官，皆笑曰：“此噩梦也。焉有榜将发而可以荐卷者乎？”杨亦以为然。偶阅一落卷，表联有“杏花时节桂花香”之句，盖壬申二月表题，即谢开科事也。杨大惊，加意翻阅。表颇华瞻，五策尤详明，真饱学者，以时艺不甚佳，故置之孙山外。杨既感梦兆，又难直告主司，欲荐未荐，方徘徊间，适正主试钱少司农东麓先生嫌进呈策通场未得佳者，命各房搜索。杨喜，即以“桂花香”卷荐上。钱公如得至宝，取中八十三名。拆卷填榜，乃商丘老贡生侯元标，其祖侯朝宗也。方疑女子来托者，即李香君。杨自以得见香君，夸于人前，以为奇事。
杨潮观一时兴起，为袁枚讲了此事。此时袁枚正“广采游心骇目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子不语序》），遂留心将此事写入了《子不语》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子不语》刻成，袁枚很高兴地寄给了杨潮观一册。想不到时间未久，即接到了杨潮观一通措辞严厉的亲笔书信，对此文大张挞伐。
杨氏此信讲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他对《李香君荐卷》中的几个技术性细节进行了订正。第一，此事发生的壬申年乡试时，杨氏并不在固始知县任上。第二，这一科主试已记不得是谁。第三，河南乡试中额只有七十一名，并无八十三名举人。第四，所取中的侯生只是侯方域的族孙，并非嫡传。其次，他对另外两个细节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其一是说李香君“揭帐私语”这四个字。杨氏以为此语“污蔑贞魂矣”；其二是说文末写他“自以得见香君，夸于人前，以为奇事”这一段。杨氏对此特别愤慨，不仅称袁枚“污蔑旧交”，且洋洋洒洒地辩解道：
所称李香君者，乃当时侯朝宗之婊子也。就见活香君，有何荣？有何幸？有何可夸？弟生平非不好色，独不好婊子之色。“名妓”二字，尤所厌闻。如所云云，与弟素性正相反，不知有何开罪阁下之处，乃于笔尖侮弄如此！似此乃佻达下流，弟虽不肖，尚不至此。
如此义正词严，剑拔弩张，并加以“佻达下流”的定谳，已足见杨氏心中愤怒之不可遏止了。可他仍以为不足，最后部分竟要求袁枚“务即为劈板削去”，以收斩草除根之效。总之，杨潮观认定袁枚是在严重地“诽谤”自己名誉！如果在法制健全的今天，他可能会不惜对簿公堂，并索取精神损害赔偿若干的。
面对这样激烈的谴责，我相信袁枚一定是出乎意料之外，并受到了剧烈的触动的。他大概没有料到这位情意深笃的故人会为此事动这样大的肝火，也想不到才华艳发、见地颇高的杨潮观会表达出如此不堪的意见来，更何况，袁枚一生致力开掘性灵，解放纯真，杨氏主动来撞自己的枪口，来信中字字句句皆与自己的思路背道而驰，他又岂能不一展妙绝天下之辩才，回应杨氏的“炮轰”乎？于是，在杨潮观的“挑衅”之下，两位古稀老人、文坛泰斗的笔墨官司正式上演。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七有《答杨笠湖》书信三通，以数倍篇幅逐条、甚至逐字逐句地驳斥了杨氏来信的谬论。子才一生快论不少，此又为其中之尤，特能展现袁氏思想之菁华，故特别值得关注。
其一开篇即明大旨，在指出杨氏将“游戏谰言”、“莫须有之事”的《子不语》当作“正经”、“正史”、“一字一句而订正之”的迂钝之后，先破除杨氏自居为“至人”、“正人”之错觉：
夫至人无梦，足下在闱中，不但有梦，而且使女子入梦，其非至人也明矣！然而求者自求，拒者自拒，如《画墁录》载范文正公修史一事，则虽非至人，犹不失为正人。乃足下公然如其请而见之，为正人者，当如是乎？
袁子才最擅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你板出一幅圣人脸孔“炮轰”我，我就拿出比你还庄严的圣人脸孔告诉你你错在哪儿。这两重逻辑推断完成之后，下面的文字便如抽丝剥茧，一发不可收拾：
其事已毕，则亦浮云过太虚，忘之可矣。何以庚寅年运川木过随园，犹欣欣然称说不已？凡仆所载，皆足下告我之语；不然，仆不与足下同梦，何从知此一重公案耶？主试是东麓侍郎，亦君所说，非我臆造。今并此不认，师丹老而善忘，何以一至于此？想当日足下壮年，心地光明，率真便说，无所顾忌。目下日暮途穷，时时为身后之行述墓铭起见，故想讳隐其前说耶？
这是揭破杨氏发难的潜意识：你当年“欣欣然称说”，是因“心地光明”的“率真”，现在大张旗鼓“炮轰”于我，大概是念及存世之日无多，怕玷污了身后的“行述墓铭”罢？这话已经很“阴损”了，其中“日暮途穷”四字用得尤其“阴损”，足觇见其外表的平和中蕴蓄的澎湃的气愤之情。
以下再辩其梦见香君事：
不知竟见香君，何伤人品？黄石斋先生为友所嬲，与顾横波夫人同卧一夜，夷然不以为忤。足下梦中见一香君，而愕然若有所浼，何其局量广狭之不同也？
黄石斋，即黄道周，明末著名的忠义之臣，人品节操为世景慕。顾横波夫人，即“秦淮八艳”之一的名妓、后来嫁给龚鼎孳、受一品夫人诰命的顾媚。据说黄道周号称“心中无妓”，其友开玩笑，重金买通美艳无双的顾媚诱惑他。黄氏与顾媚同衾一夜，毫无侵狎，且夷然不以为意。袁枚这是拿黄道周的“局量”和杨潮观对比，令其有“珠玉在前”之愧，明白地告诉杨：你太“小家子气”了！接下来放开人品的较量，再说另一层有趣的意思：
古人如古物也。古之物已往矣，不可得而见矣，忽然得见古鼎、古彝而喜，即得见古砖、古瓦而亦喜。古之人已往矣，不可得而见矣，忽然见岳武穆、杨椒山固可喜，即得见秦桧、严嵩亦可喜。何也？以其难见故也。香君到今将及二百年，可谓难得见矣。使其尚存，则一白发老妪，必非少艾；而况当日早有“小扇坠”之称，其不美可知。不特严气正性之笠湖见之，虽喜无妨，即“佻达下流”之随园见之，亦虽喜无害也。
古人古物难得一见，所以见了皆可喜。虽是寻常道理，袁枚说来却自然通达。“佻达下流”四字引对方之语自我调侃，所谓嬉笑怒骂，脸上挂着笑容，内里却是非常肃穆的。比如下面说：
然而香君虽妓，岂可厚非哉？当马阮势张时，独能守公子之节，却佥人之聘。此种风概，求之士大夫，尚属难得，不得以出身之贱而薄之。昔汪锜嬖童也，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孔子许其勿殇；毛惜惜妓女也，能骂贼而死，史登列传。足下得见香君以为荣幸，未必非好善慕古之心，乃必以好色狎邪自揣，何其居心不净、自待之薄也！
这里头不能完全排除冷嘲热骂的成分，比如末数句。但若深究，这段话可是袁枚一生的真知所在。看他在第二通回信里说：
谚云：“行行出君子”。妓中有侠者、义者、能文者，工伎艺者，忠国家者，史册所传，不一而足。女不幸坠落，蝉蜕污泥，犹能自立，较之口孔孟而行盗跖者胜，即较之曹涂、李志淹淹如泉下人者亦胜……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这不是自矜口舌之利，也不是卖弄小聪明；不是诡辩纵横之术，也绝非一般的风流习气或“怜花”意识。我一直觉得袁枚是一个很地道的人文主义者，起码比之今天某些满口“人文关怀”内里却与若干“低贱”者“界限划清”的学者教授要地道得多。袁枚是把妓女等“贱民”当作与自己一样平等的“人”来看待的。“伪名儒，不如真名妓”的意思尽管不是由他首创，这般明快透澈地说出来仍然振聋发聩，轰响在那个时代的上空。这般认知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不仅对杨潮观这样一个业已无权势可言的前市长大放厥辞，刻薄地说：“就目前而论，自然笠湖尊，香君贱矣。恐再隔三五十年，天下但知有李香君，不复知有杨笠湖”，即便面对某些可能给自身惹来不测之祸的权贵，他也自信十足，毫无瑟缩之态。《随园诗话》卷一条三十三就有类似的记述：
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
与此相比，“好色”似乎是个小问题，然而对袁枚来说则又不然。他不仅一生好谈“色”（包括男色），甚至论诗也常引此为话头，而且因为“好色”，他在当时身后遭到不少严厉恶毒得吓人的毁骂。可这只是个人名节的问题么？在袁枚眼中，“好色”乃是自己高揭的“性灵”大旗上最鲜明的色彩之一，所以他扬扬自得地声称“今我素非端士，先存好色之心”（《辞妓席札》），并为此找出强劲的证据：
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之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苏李以夫妻喻友，由来尚矣……宋儒责白傅杭州诗忆妓者多，忆民者少。然则文王“寤寐求之”，至于“展转反侧”，何以不忆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答蕺园论诗书》）
这等文字即便如咒骂随园最力的章学诚等，后来也都回避了。为什么？够古老，够权威，够正宗，逻辑力量强大到让人哑口无言的地步。书信中回答杨笠湖尤其斩截痛快：
好色不必讳，不好色尤不必讳。人品之高下，岂在好色与不好色哉？文王好色，而孔子是之；卫灵公好色，而孔子非之。卢杞家无妾媵，卒为小人；谢安挟妓东山，卒为君子。
既然如此，杨笠湖“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声明“仆非不好色，特不好妓女之色耳”哪里还有容身之地？袁枚嬉皮笑脸地说，此语太悖！不好妓女之色，难道好良家妇女之色吗？须知好妓女之色是小事，好良家之色罪过可就大了！你“天性端严，不解好色，仆所素知”，现在居然声称自己好色起来，其实你“抱着自己家中黄脸婆儿”，哪有好色的资格？冒充名士，这又何必呢？徒见出内心的慌张和器量的局促罢了！他揪住杨的“小家子气”不放，接着前面的话题步步进逼，言语间棱芒毕见：“黄叔度汪汪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摇之不浊。足下修道多年，一摇便浊，眼光如豆，毋乃沟浍之水，虽清易涸乎？愿足下勿自矜满，受我箴规，作速挑惠山泉十斛，洗灵府中一团霉腐龌龊之气，则养生功效，比服黑芝麻、诵《金刚经》》更妙也”。
数千言一封长信，洋洋洒洒至此才要煞尾，解释自己回信的原因。虽也自责一两句，其真意却在于为最后的刻薄留出地步：“仆老矣，为无甚关系事与故人争闲气，似亦太过。然恐足下硁硁爱名，受此诬污，一旦学窥观贞女，羞忿自尽，则《子不语》一书不但显悖圣人，兼且阴杀贤者，于心不安。故遵论劈板从缓，而驰书先辩为佳。”话是越说越损了，可一派肃穆，如对大宾，还真让你无可奈何，子才诚妙人也。我没去查考杨氏别集中再有无继续的答辩，接到这封信，他是满脸苦笑？是气得双手抖颤？还是后悔不该挑起这场舌战，让袁枚当靶子把自己射成个刺猬？两个老人看似闲事的一场笔墨官司，个中奥妙却很不少，谁能真正知道呢？
这桩公案到此按说应该尘埃落定了，可还有一点后文需要交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杨潮观去世之后，袁枚应邀为作《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其中还隐隐说到了这件事情，只是语气沉痛恳挚，已经绝不尖酸了：
君与余为总角交，性情绝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笃诚；余厌闻二氏之说，而君酷嗜禅学，晚年戒律益严，故持论每多牴牾。然君居家闻余至必喜。在邛州特寄金三百，属置宅金陵，将傍余以终老。殁后，其子抡以状乞传。庄子曰：“仁义之人贵际”。际者，大德不逾之谓也。古之人游夏交相议，管晏乃合传，虽异犹同，其即君与余之谓耶？
读到这样光风霁月的悼念文字，我们不仅会为袁枚失去这位既“狷”且“笃诚”、持论又“每多牴牾”的老友而伤感，也为杨氏不念“旧恶”、遗命其子“以状乞传”的胸怀而感动（此为古人通常的规矩，为人子者不可自作主张为父亲乞传的）。古人泱泱高风，真不可及，今世尚有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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