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周年，但是在学术界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4月份就发生了一个社会事件，叫作“杜甫很忙”。原来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幅杜甫的肖像画，一些中学生朋友对它进行了涂鸦。说实话，对于课本上的人物肖像画进行涂鸦，我读中学时也干过，我曾把物理课本上的牛顿、爱因斯坦的画像或添上两撇胡子，或画上一副眼镜。但是现在的中学生与时俱进了，他们对杜甫画像的涂鸦幅度很大，画成了杜甫骑摩托车、杜甫唱卡拉OK，甚至还有更不堪的，什么都有。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南京有家晚报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请我对此发表看法。我看了有关材料，有点不高兴，就没有接受他们的采访。我觉得涂鸦王维、李商隐也许还可以，但是不能涂鸦杜甫，因为他是“诗圣”，是诗国中的圣贤，我们不能对他有所轻慢。 

我曾在纽约参观过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一幅涂鸦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油画，蒙娜丽莎脸上被画了两撇胡子，像男人模样。这幅画被公然挂在博物馆里，算是现代艺术品，这是西方观众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在任何西方博物馆里绝对看不到涂鸦圣母像的艺术品，因为在西方社会里，人们认为圣母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样，在中国，杜甫是值得敬畏的，他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圣贤，我们要对他有一份敬畏之心。

杜甫被称为“诗圣”，是从明朝开始的。最早如此评价杜甫的，应该是明初诗人费宏，他有一句诗说“杜从夔府称诗圣”。到了明朝中后叶的胡应麟，就说人们一向称杜甫为“诗圣”，又称“集大成”。到了明末清初，有一个著名的杜甫研究者，也就是《杜臆》的作者，叫王嗣奭，他曾经梦到杜甫，醒来写诗说：“青莲号诗仙，我公号诗圣。” 

“诗圣”的称号虽然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我们追本溯源，发现它的概念实际是从宋代开始的，是宋人把杜甫推上了“诗圣”的地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可以告诉我们这种推断是否合理。

宋朝人推崇杜甫，是沿着两个维度进行的。第一，他们想从唐代诗人中寻找一位人格意义堪称典范的人物，于是他们选中了杜甫。大名鼎鼎的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北宋后期两位大诗人不约而同地写了题杜甫画像的诗，王安石所题的诗名就叫“杜甫画像”，他觉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表达的那种情怀非常了不起：“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黄庭坚的诗是题《杜甫骑驴图》的，诗中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还说：“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 他们不约而同地题了杜甫画像，他们的价值判断也完全一致，就是推崇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

到了南宋，朱熹在理论上对杜甫人格有所阐述。我们都知道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用非常挑剔的眼光来检验历史上的人物，所以不受到朱熹批评的历史人物是很少的，但是朱熹认为历史上有五个人物是君子，他开列了这样一份名单：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朱熹说得很清楚，说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五个人的相同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的胸怀，他们的人格，都堪称君子。

北宋人推崇杜甫的第二个维度是对唐代诗人的艺术成就进行评选，最后他们认为杜甫达到了最高水准，最具典范意义。我们且不讲杜甫的《秋兴八首》等代表作，只看杜甫的一般作品受到的评价如何。《陈辅之诗话》记载王安石的话：“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此话果真？请看一例。北宋初年，诗人王禹偁被贬到陕西的商州做团练副使，一天他写了一首《春居杂兴》：“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这首诗写得不错，情景比较独特，构思也比较新奇。但是几天以后，王禹偁的儿子王嘉祐告诉父亲说那首诗好像是从杜甫诗中抄来的。王禹偁不信，王嘉祐就拿出一本《杜诗》来给他看，果然有一首杜甫在成都写的《绝句漫兴》：“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这两首诗非常相像，内容、构思、句法，都很像。这就是王安石说的“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

综上所述，北宋人最终把杜甫确认为诗国中的最高典范，他们是沿着人格典范跟艺术典范的两条路线同时进行选择，最后汇聚在一个点上，也就是杜甫。 

那么，如果离开宋代这个历史背景，从整个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杜甫被尊为“诗圣”，原因何在？

由于杜甫终身不在其位，他没有能够为人民做任何实事，但他始终关注社会，尤其是关怀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杜甫希望老百姓能够吃上饭，能够住上房子，最典范的作品就是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希望有千万座在风雨中毫不动摇的房子，让天下的穷人住在里面。有些论者抓住此诗中的“寒士”大做文章，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指的只是读书人。其实穷苦的读书人就是穷苦百姓的一部分，更何况杜甫还写过《寄柏学士林居》：“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苍生”毫无疑问是指百姓吧！杜诗中提出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各使苍生有环堵”，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安居房的概念，这是杜甫的一个理想。

杜甫对儒学还有发展和补充。儒家提出的仁爱之心，它的主要思考对象是人类，主要关注对象是人类，没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却从人延伸到其他生命，他对于动物，对于植物，对于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有关爱之心。杜诗说：“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 白鱼、黄鸟都是很小的动物，它们的命运有的是通，有的是塞，杜甫对它们都产生了关爱之心。

正由于杜甫服膺儒家的理念，所以他具有儒家所推崇的崇高人格。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大丈夫”精神，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每当国家处于祸患的时候，这种精神就特别重要，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当时杜甫被安史叛军俘虏了，关押在长安。安史叛军攻破长安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所以唐朝的很多官员都被俘虏了，上自宰相陈希夷，下到驸马张垍，都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那么多的臣子被安禄山俘虏，关在洛阳，关在长安，只有杜甫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长安城里逃出去，逃到唐肃宗临时政府所在地凤翔，穿过战场，九死一生，这是民族气节。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杜甫忠于祖国，忠于本民族的政权。所以杜甫具有崇高的人格精神，达到了崇高的人格境界。

杜甫的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布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杜陵有布衣”，又说“少陵野老吞声哭”。杜甫做过官，但是官位很低，时间也不长，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民间，是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在人格境界上超凡入圣？杜甫的人生实践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儒家本来就认为普通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为什么普通人都可以成圣？关键是人皆有向善之心，只要有向善的信念，再好好地培育它，好好地发展它，最后都可以达到圣贤境界。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一个学生对王阳明说，我今天看到街上的人都像圣人，王阳明说这是正常的事情。后来相传王阳明说“满街人都是圣人”。但是圣人毕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若是追问一下，满街人中哪一个人是圣人？大家会觉得很难找到，因为大家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找出一个典范，他就是杜甫。杜甫真是普通百姓中冒出来的一个圣人，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除了“诗圣”以外，后人还奉献给杜甫另一顶桂冠：杜诗被称为“诗史”。称杜诗为“诗史”的说法很早，在晚唐就有了，五代人孟棨在《本事诗》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个“当时”也许指杜甫生前，也许指其身后，但肯定是在五代之前。

何谓“诗史”？最简明的定义就是用诗歌写的一代历史。

“安史之乱”前后的十年，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大转折时代，这十年对大唐帝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资治通鉴》第217卷记载了两个人口统计数字：天宝十三载，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大唐帝国的总人口是5288万；十年以后，到了广德二年“安史之乱”基本平定的时候，全国人口只剩下1690万。短短的十年之间，大唐帝国的总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历史上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人口数字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一定是老百姓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要不怎么可能？《资治通鉴》虽然记载了这一组数字，但是它们只是两个冷冰冰的数字，没有细节，没有过程。如此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其具体过程如何？这样的沧桑巨变对于百姓造成的心理创伤是什么？史书不回答，也不记载。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要读杜诗，只有杜诗全景式地展示了那一场天翻地覆的大事变，以及它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灾害和心灵创伤。杜甫晚年有一首《白马》，其中有两句话非常沉痛：“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一般来说，人们常态的死亡方式，或是寿终正寝，或是病死。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们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死亡。大唐帝国的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死于短短的十年间，其具体过程如何？请大家去读《三吏》《三别》，读《北征》《彭衙行》，那些作品真切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更重要的是，历史是强调客观的，历史记载一般是不渗入感情的；而杜诗却是抒情诗，杜诗写“安史之乱”的十年过程，其重点是社会的疾风暴雨在他内心所引起的情感波澜，正因如此，杜诗风格沉郁顿挫。沉郁顿挫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情感格外深厚、浓烈。 

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得很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杜甫的诗当然是写他个人的性情，但是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的大事，都浓缩、凝聚在里面。杜诗不仅仅是记录历史，它还有价值判断，有具体感受在里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孔子自述《春秋》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杜诗像《春秋》一样，通过叙述历史，进行褒贬，从而为后人提供了教训和经验。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我们为什么投入精力来研究历史、来讲述历史？其实研究历史都是为了当今，甚至是为了未来，因为历史是我们走过的路，不但包含着经验教训，而且预示着将来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杜诗是我们认识民族历史，看清未来道路的绝佳读本。清人赵翼在评价元好问诗的时候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实这两句话评元好问的诗不太确切，把它借来评杜诗更加贴切。在沧桑巨变的过程中间产生出来的杜诗，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杜甫的意义既然如此重大，那么他的人格以及他的作品对后代的影响到底如何？ 

我们举两个最有名的杜诗读者为例。先看文天祥。文天祥是宋代的民族英雄，在南宋政权灭亡以后仍誓死不降，在元大都的牢狱里被关了两年半才英勇就义。当时南宋政权一寸领土都没有了，早已改朝换代了，文天祥还在坚持民族气节，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坚持到最后？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得清楚：“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是古人的道德光辉照亮了他的面容，当然也照亮了他的心灵。我们来看看照亮文天祥的古人道德是什么。第一当然是儒学，是孔孟之道，因为儒家主张爱国，坚持民族大义。文天祥就义以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上发现了一段铭文：“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读圣贤书学习什么？就是学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学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可见儒家精神是文天祥的精神来源之一。此外文天祥还有一个精神来源，就是杜诗。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写了两百首《集杜诗》，“集杜诗”就是从杜甫的诗中把一些单独的句子抽出来，重新组装成新的作品。这两百首《集杜诗》，文天祥在前面写了一首序，说他写《集杜诗》的感受：“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之诗也……余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 可见杜诗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对于文天祥坚持民族气节起到了启迪引领的典范作用。试举一例：文天祥《集杜诗》的第一百四十三首，内容是怀念妻子：“结发为妻子，仓皇避乱兵。生离与死别，回首泪纵横。”这四句诗分别来自杜甫的《新婚别》《破船》《赠别贺兰銛》《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文天祥从这些不同的杜诗中把它们抽出来，合成一首新的诗，非常生动、准确地抒发了他彼时彼刻的真实心态。文天祥的例子绝不是孤证，每当中华民族遭受灾难的时代，杜诗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我读过冯至先生写的回忆录，也听导师程千帆先生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好多文化人流落到昆明、重庆、成都，经历了八年抗战以后，日本投降的消息突然传到大后方，冯至先生、程千帆先生那一辈学人，喜出望外，悲喜交加，当时他们共同的行为是什么？就是背诵杜诗，背诵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此时此刻，只有杜诗才能更准确、更生动地表达大家的心声，表达大家共同的感受。 

那么在和平时代，杜诗是不是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另外一个读者，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有一次写书法作品，就写了杜甫的《屏迹》， 并在后面加上一段跋：“子瞻云：‘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居士曰：‘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廪，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之诗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杜甫的《屏迹》作于成都草堂，“屏迹”就是隐居的意思。当时杜甫经过颠沛流离后总算暂得安居，诗中表达了诗人对质朴安宁的农村生活极为喜爱，对此，栖身黄州东坡的苏轼深有体会。他用诙谐的口吻说：各类庄稼最早都起源于神农、后稷，是神农跟后稷发明的，但是今天家家都种，农民收获了粮食，放在仓库里，假如你没得到主人的同意就去拿，人家说你是偷盗，被盗的农民就是失主。但是考察庄稼的最早源头，都是神农和后稷发明的呀！同样的道理，《屏迹》诗的每一句都是我的生活的实录，它就是东坡居士的诗，杜甫怎能禁止我占有它呢？这段话说得很风趣，它说明杜诗引起了苏轼的深刻共鸣，杜甫安于清贫、喜爱质朴生活的人生态度得到苏轼的高度认同。所以杜诗对于和平时代的普通读者也有重要意义，他写出了广大读者心中的所知所感，我们读了以后，仿佛杜诗就是为我们而写的。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文天祥，一个苏轼，一个是在国家乱离的时候读杜诗，一个是在和平的年代读杜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觉得杜诗写的就是他们心中想说的话。对于我们普通的读者，杜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读杜诗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是帮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写诗，他就是我们普通百姓中的一员。杜诗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杜甫从来没有远去，他永远存活在我们中间。

本文有删节，全文刊发于《名作欣赏》上旬刊2015年上旬刊第9期，题为《“诗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