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近体格律论析
汤 华 泉
关于李白近体诗及近体格律古今都有一些并不太中肯或笼统的评论，或曰李白不喜或反对格律，故集中律诗绝少，或曰李白不善格律，故多声病。对这些看法古今也都有不少人作过辨白，但还不够全面和具体，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作一论析。
一、李白集中近体诗一览
说李白不喜或反对格律、故集中律诗绝少的言论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高逸》，谓“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这里记述李白的这两段话很可能出自李白之口，由此确实看出李白对声律、近体诗持批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创作上的实际做法，他为了宣扬诗学复古论可以这样说，他在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说法，但在他所保存下来近千首诗中，并不能反映出他对声律、对近体诗那样极端的态度，事实上他对声律有相当大的亲和性，他所写的律诗也并不少，扩大到包括绝句在内的近体诗数量还相当多。
兹以宋本《李太白文集》为依据将李白各体近体诗统计介绍如下。
五律127首。在李白前唐代五律创作数量较多的诗人有：李峤160首、沈佺期60首、宋之问74首、张说101首、张九龄84首、孟浩然141首、王维105首、高适43首。李白与他们相比仅比李峤、孟浩然少，而李峤有一百多首在其类书性质的《咏物杂咏》中，以真正艺术创作的五律计，李白仅次于孟浩然。当然后来的岑参和杜甫比李白作品多。
七律8首。七律数量似乎太少，但此前诗人作品数量也不多，多于4首的初盛唐诗人：沈佺期14首、苏颋13首、张说12首、孟浩然4首、王维20首、李颀7首、高适7首。初盛唐之交的沈、苏、张三位诗人作品数量较多，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作于武后和中宗、睿宗时宫廷文会，入盛唐这类作品的数量明显减少，主要是由于宫廷文会减少的缘故。年辈小于李白的岑参作品数量也不多，只有11首。杜甫于安史乱后七律猛增，达151首，是个特例。
七绝84首。这是除了杜甫外初盛唐诗人中数量最多的。其他作品量较多的诗人有：张说16首、王昌龄70首、王维24首、常建12首、储光羲11首、高适12首、岑参28首。
五绝73首。在初盛唐诗人中作品数量最多，在全唐恐怕也是名列前茅。张说34首、孟浩然19首、王昌龄14首、崔国辅23首、储光羲16首、王维50首、岑参18首、杜甫31首。
以上四种常见的近体诗李白作品数量共292首，其数量已占在他之前的唐代诗人的首位。还有几种近体格律诗：
五言排律23首。这样的作品在初盛唐之交的诗坛上还比较多，如张说59首、张九龄56首，进入盛唐后就渐少了，如孟浩然39首、王维40首、李颀14首、高适22首、岑参24首，其他的诗人则很少，李白的数量不算少。当然杜甫又是个例外，达127首。鉴于李白集为分题类编，五排与五古在外形上很相似，从全书检出不太容易，这里将检出的这23首诗开列如下：《赠饶阳张司户璲》、《忆襄阳旧游赠济阴马少府巨》、《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江夏使君席上赠史郎中》、《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秋夜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春日归山寄孟六浩然》、《送友人寻越中山水》、《送梁公从信安王北征》、《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送纪秀才游越》、《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秋日登扬州西灵塔》、《登瓦官阁》、《安州应城玉女汤作》、《月夜金陵怀古》、《秋日与张少府楚城韦公藏书高斋作》、《秋夜独坐怀故山》、《题随州紫阳先生壁》、补遗《赋得鹤送史司马崔相公幕》。
七言排律2首。高棅《唐诗品汇》卷九○“七言排律”附目注云“七言排律唐人不多见”，并举出李白《别山僧》和高适《宿田家》，认为是较早作品。李白集中还有一首这样的作品，是《赠潘侍御论钱少阳》，以上二首都是五韵之作。七言小律2首。赵翼在《陔馀丛考》卷二三中检出李白《送羽林陶将军》一诗，谓是唐人六句律诗之首。这种律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为三韵律诗，后人又称为小律诗。这种作品李白还有一首，题为《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
这里又检出李白三种律诗27首，与前四种相加作品量达319首，接近他全部诗作的1/3。这个比例已不算小，无论是说其集近体绝少或律诗绝少都不符合实际。据《唐诗纪事》卷一八所引杨天惠《彰明逸事》记载，李白少时还写有百篇律诗，宋时还见收藏，这些作品后来绝大多数亡佚，由此可知李白格律诗实际创作数量要比李白集中所收的作品多。
二、李白格律善否一窥
从前引《本事诗》李白对于声律所发表的看法似乎可以推导出：李白这样鄙薄声律，其本人肯定于此道不甚了然或不求甚解。但事实正相反，李白从少年时代起在格律的揣摩、格律诗的写作上就下了不小的功夫。《唐诗纪事》引《彰明逸事》谓太白尝隐戴天大匡山学诗，时“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褵褷，已有雏凤态。”这是说李白所练习的皆如他后来所写的《宫中行乐词》那样的五律。李白蜀中作集中尚存5首，一首五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首七绝《峨眉山月歌》，皆格律合式，郁贤皓先生评前一首云：此诗“为现存李白最早诗篇之一。全诗信手拈来，无斧凿痕，而平仄粘对都合律诗规则，中间两联尤属工对，足见诗人早年于律诗曾下过功夫。前人或谓李白不善律诗，岂其然乎？”还有两首五古，皆多律句，特别是《登锦城散花楼》，全诗五韵十句，押平声韵，除了几句外，对仗声律都合排律要求，如第二联“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第四联“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对仗十分精工，除“双”字外皆合平仄。诗的结构也如排律，颇疑作者当初即以排律试笔。从其少作可看出他的格律诗功力及早期诗作的体裁取向。
李白早期诗作的体裁取向也是当时许多士子学诗的努力方向。唐以诗取士，所试为五言六韵排律，练习五律、排律正为此作准备，五律少试帖诗二韵，可作替代诗体。五律又是唐格律诗最早成熟的诗体，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使用功能很广，所以最受习诗的士子欢迎。李白早年写过百篇这样的作品，与这种社会文化风气是一致的。李白集中近体诗以五律为多，这是从少年时期就已形成的趋向。在这种诗体的写作中，自然获得了格律诗的诸多素养。排律的写作、七绝的写作，都从少年开其端，从《彰明逸事》所录诗看，五绝的写作也开启于此时。上节还提到李白还是七排、小律创作的较早尝试者，可以看出他对近体诗各体的写作、格律的探求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对于此道曾孜孜以求也甚得其妙。
李白五律、七律、五绝、七绝292首完全符合格律形式的作品有176首，占60%。其合律比例各体又有所不同，五律127首，合律76首，近63%，七律8首，合律2首，25%，五绝73首，合律53首，占72%多，七绝84首，合律46首，近55%。以上所列百分比说明李白近体格律声病确实比较多，占了40%，这是一；二，但又不能说李白不太会或不善做近体律绝，毕竟有60%合式，特别是在一些庄重的场合哪怕是即席口占，“文不加点”，也能做到于格律“毫发无遗憾”，比如他做的应制进呈诗22首全部合律。他做的应制五律是《宫中行乐词八首》，就在前引《本事诗·高逸》中又记述李白应诏作《宫中行乐词》，时李白已醉，“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按今存八篇)，更无加点，……律度属对，无不精绝”。七律是《送贺监归四明应制》3。七绝两组，一组是《清平调词三首》，一组是《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前一组诗写作背景与《宫中行乐词》相同，也是李白醉中奉诏，一挥而就，后一组诗是安史乱中向朝廷的进献之作4。这些诗多即时立就，且数量不少，却无一处违失，原因是事关重大，王命威严，来不得半点轻忽，即使半醉之中，格律意识还是十分清醒的。这说明李白真的作诗如律令，他是不会记不住格律，留下诸多瑕疵的。看来对其诗的病犯现象还是要作一些具体深入的分析。
三、病犯探因一：成例的援用与自由度的追求
李白有些诗的格律病犯不是他对格律不熟悉或做诗时疏忽造成的，而是其
有意为之，明知故犯。有下面几种类型。
（一）喜用平起仄收的拗句，即将“平平平仄仄”改成“平平仄平仄”5。这样的句子在李白的律诗、绝句中有近50例，特别在五律中有30馀例。依诗律，平平平仄仄在一首绝句中出现一次，或第一句，或第三句，在律诗中出现两次，或一、五句，或三、七句。如果改作拗句就可以大大提高调声、组词的灵活性：在绝句中多一句选择，在律诗中可以多两句选择。这种做法并非始于李白，在律诗形成过程中早已出现，比如四杰诗中就出现过，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杨炯的《从军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的第七句平仄都是“平平仄平仄”，盛唐人沿用这个句式如孟浩然就较多见，他的《过故人庄》的第一句、第五句就是这样的句子6。但李白使用较多，这是他对用律自由度的一种有意追求。在一首五律中使用两句就有数首，如《过崔八丈水亭》、《夜泊牛渚怀古》和《岘山怀古》等。李白使用这样的拗句习惯在少年时即见端倪，如《登锦城散花楼》的尾联“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登峨眉山》的“周流试登览”、“泠然紫霞赏”、“平生有微尚”等律句皆是。
（二） 律诗中间二联时见散句。前人已经指出：“五言律，八句不对，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稳贴古诗也。”7后一句的意思是说以古诗句法配合平仄声律，也就是以古入律。八句不对，其实也就是四句不对，真正的中二联皆不对在太白、浩然集中也极少，只是对仗显得比较宽泛、随意，有的是借对，有的是半句对(偏对)，这样情况一般出现在颔联。李白的七律有一首这样的情况，五律有25首，其中发生在颔联19首，二联皆松散的只有4首：《金陵新亭》、《宿巫山下》、《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二》《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人们常用来举例的是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和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谓是二联皆不对，其实还是有对的关系，孟诗的颈联大致对仗，颔联“浔阳郭”、“香炉峰”对一半，李诗颈联也大致对仗，颔联用借对对了一半。从严格的格律形式来说，这样的诗是不符合律诗“律度属对”要求的，但这样使用有表达上的优点，显得自然流走，容易组词成句，而且也是前人的成例，陈子昂、宋之问的五律就有以古入律的情况。应当说这是陈子昂诗歌复古运动的产物，宋之问与陈子昂同为方外十友，其创作也受到陈子昂影响。到盛唐在创作上大凡受古风濡染较深的诗人其五律的联对多有这样的倾向。这说明李白并不是不善于属对，属对的功课他在少年时就已及格了，后来这样做也是一种对自由度的追求，同时又受到习惯做法的影响8。
（三）七律、七绝的失粘。前面列举李白近体各体合律比例以七律、七绝较低，其毛病主要出在失粘。七律不合格律的6首皆失粘，七绝不合格律的38首，29首失粘9。为何这两种体裁失粘比例这样高，这是与当时诗坛上这两种诗体的声律状况有关。七律、七绝皆成熟于景龙前后，其时的馆阁文臣的作品合律的程度都相当高，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七言律绝基本合律，李峤、苏颋的七言律绝全部合律，也就是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无失粘情况，但是入盛唐后这两种诗体合律程度都有所降低，失粘较为多见，张说就有这种情况，孟浩然七绝7首3首失粘、王昌龄七绝70首17首失粘、王维七律20首11首6首失粘、七绝24首8首失粘、高适七律7首2首失粘、七绝12首3首失粘、岑参七律11首6首失粘、七绝28首12首失粘，比例都不小，连杜甫七律、七绝失粘也不少见。在台省唱和诗中失粘的情况也多见，如贾至、杜甫、王维、岑参那组著名的《早朝大明宫》七律唱和，原唱贾至和王维的和作第七句都失粘。在这时似乎人们已不把失粘当作多么严重的病犯，可以互相认可，可以自我迁就，在这种风气下，李白诗多见失粘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李白这种失粘是一种从众随俗、自我迁就、追求创作自由度的又一种表现，有些句子可以粘，可以不粘，写起来自然就相对容易些，轻松些，他在一些庄重的场合写得很标准，在相对宽松的场合就可能有点随意，比如他写《上皇西巡南京歌》是那样标准，而写《永王东巡歌》就多病犯，十一首有6首失粘，其原因主要应是进献对象和场合不同。李白有的唱和诗、拟作诗失粘直接源自原唱、原作的失律、失粘，比如他写的《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七绝，第四、五两首失粘，其原因可能是贾至原唱《初至巴陵与李十二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皆失粘、失律。再如他写的《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两首七律，明显都是模拟崔颢《黄鹤楼》，崔作前二联存在句拗、失对、失粘诸多毛病，在李白这两首诗中也有反映，前诗两次失粘，后诗句拗、失对、失粘并存，崔作以古入律、对仗松散、迭字贯连的句法对这两首诗也都有影响。这虽然已超出所谈失粘范围，但也是李白援例成病的一个典型例子。造成李白律绝失粘的原因当然并不止上面所谈的这一方面，下面还要谈到。
四、病犯探因二：创作经历、写诗场合和交往群体的特殊造成格律意识的弱化、格律运用的失察和钝化
前一节从李白自主自觉的一面探求其律绝病犯的成因，这一节则从其非自觉的、习惯性的、消极性的一面进行探求。应当说这是造成李白律绝病犯的主要原因所在。
（一）创作经历。李白的创作经历和人生经历一样，是比较特殊的。二十五岁前僻居西南一隅，之后是出蜀漫游，一直到六十二岁辞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漫游中度过的，又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初期以安陆为中心的十年，自然主要是在这个区域，中期梁宋、齐鲁客居，也多次南下，安史乱后就都在这一区域了。中间也曾两入长安，也曾供职宫廷，但时间很短，前后不过三年。也曾漫游秦晋、河北，时间都不长。也就是说李白是在长江流域文化圈里成长起来，并且主要在这一带进行创作活动的，与当时的文化中心中原地区，与引领文化潮流、诗歌创作潮流的京洛地区，是有一定隔膜的。在当时作为新兴的诗体近体诗创作的活跃地区是在这一带，其格律形式原本就是在宫廷中、馆阁文臣手中形成的。可以这样说，成长于中原地区、在京洛或朝中生活时间、任职时间较长的诗人一般是较擅长写作近体诗的，因其受风气濡染深、练习机会多、格律意识强的缘故。杜晓勤从对齐梁到初唐五言律体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了这样一条规律：“无论是永明体、徐庾体，还是上官体、沈宋体，基本上都是起自宫廷，再流布朝野，为中下层诗人们所仿效的。综观齐梁以来新体诗声律发展情况就可看出，声律水平较高的诗人基本都身处宫廷，为新诗体和新声律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而在朝时间不长，或担任地方官职的诗人的声律水平则明显滞后，这是因为他们对新的声律技巧的接受，因时、空的阻碍，远没有朝中诗人及时。”10虽然到盛唐诗歌的格律知识也逐渐普及，边远地区的人们也可以通过自学来获得这些知识，并进而进行写作训练，如李白少时那样，但毕竟不如身处格律诗创作中心的人们身亲目接、朝夕切磋来得深刻熟练。当然李白对格律能充分掌握，能写出第一流的标准的格律诗，但他对格律声韵记忆的深刻、运用的熟练程度可能不如中原诗人，又加上他长期活动在格律诗创作不太活跃的南方地区，他的格律意识也会受到某些抑制，一旦处在格律意识不太清醒的状态写作近体律绝，就很容易产生格律上的败笔。
（二）写作场合。李白的近体诗大多是写在山川行旅、友朋应酬、行色匆匆的场合。这些诗多是即景即事的即兴之作，写前恐怕多未经充分地构思酝酿，吟成就是发表，被人传写，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斟酌、修改。苏轼曾说过：“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11他的写作与杜甫很不一样，杜甫多是案头写作，充分构思，反复修改，杜甫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话李白从来没有说过。杜甫虽然也是多数诗写在行旅中，但他并非行色匆匆，每到一处大多都有一段淹留时间，而且舟车之中载书自随，遇有疑问就可查检，李白多数时候恐怕没有这样的条件，有时写诗还要向主人索纸笔。构思不慎、记忆不确、失检失察造成声病那就势所难免了。李白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有病犯的作品共166首，失粘共73处，其它为失对、拗句，失对很少，而拗句以首句、首联最多，达45处（失粘、拗有时出现在同一首中，故这里不以首计）。为什么失对少呢？一般人写诗对一联上下句平仄相对规则警觉性很高，而粘则易于疏忽，在李白作诗那样的场合更容易疏忽。李白诗中失粘多除上节第三点所讲的原因之外，就是在这样的场合粗心大意造成的。为什么李白近体的首句、首联拗句特多呢？这主要也是李白在这样的场合以即兴的方式作诗造成的。可能他是往往先得一句、一联，“略不停缀”，一篇立就。先得的句子随口吟出存在病犯可能性最大，而李白又可能觉得这兴来之句、神来之笔自然佳妙，就不愿修改了。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笔落惊风雨”、“敏捷诗千首”就是对他这种即兴创作方式的生动描写。这样即兴速成的作品很难做到中规中矩。
（三）交往群体。李白交游十分广泛，而类别又比较特殊。从李白集可以查知，与他有交往的有420馀人12，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他的诗作的受众，又是他诗作的欣赏者。交往的这些人身份、欣赏趣味、诗学素养自然会对李白的诗歌创作包括格律诗创作产生影响。下面将经过核定的各类人物数量开列如下：诗人22，官员228，方外、山人82，处士、平民及其他88人。这可看出李白交往在类别上比较特殊，诗人最少，占的比例最小，只占5%，而官员最多（诗人身份的官员已入上类），占52%，而这些官员绝大多数是地方官员，方外、山人、处士人数也不少，比例也很高。唐代许多诗人他们的交往没有李白多，但在类别的比例上一般不会如此悬殊，官员、方外、山人、处士人数不会这样多。李白在当时诗坛上交往的人太少，特别是与主流诗坛几乎无交往，如张说、张九龄、王维、岑参就无交往，与杜甫的交往是在杜甫未进入主流诗坛前，与高适的交往和杜甫同时，而无诗作往还。这种状况自然使他对诗歌创作潮流的认知、应和、感发的程度大大降低，特别是格律诗的创作。方外、山人、处士相对朝士来说，都是“野人”，他们对诗歌的欣赏取向向来是不特别崇尚新体、格律诗，而偏爱古体，甚至俗体。试检《全唐诗》中唐前这些类别能诗者的作品，就能明显看出这种情况。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中说诗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雅体外的三体多是方外、山人、处士们崇尚的，即便他们也附庸风雅，写新体、格律体，也往往是拗体，杜甫所拟作的“吴体”其实就是南方的拗体。这个圈子显然不是格律诗创作的好环境。庞大的地方官员交往群体对李白的格律诗创作来说，“益友”恐怕也不是太多，当然这群人中能诗之士更多，但正如杜晓勒所说，这些人的格律水平一般不会太高，真正能象中唐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在唱和中以诗律相约、以诗艺相高、桴鼓相应、如琢如磨的人恐怕是极少的。
总之，以上这两类人数最多的交往群体对李白格律诗创作规范的约定、律法的提高、格律意识的增强所能给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肯定不大，相反负面、消极的影响会更多。当然这不等于说李白与他们交往产生不了好诗，其实好诗是很多的，只不过李白写作时更重视情意的表达，而不是格律的安排。
注释：
、 此诗樊英民已检出，见《李白的七言律诗》，《中国李白研究》2003—2004年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
2、郁贤皓《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