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材必有用

 

                            ——记“唐诗之路”最早提出者竺岳兵
                                              

                                      李招红/文  2000年11月26日

 

如果说十年前人们对“唐诗之路”的认识还很陌生的话，那末，在十年后的今天，经过多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的论证，经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150多种海内外报刊及电台、电视台、1000多个网站的报导和介绍，它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名誉全球、蛮声海内外的文化明珠了。
    然而这道中华文化的七彩祥光是如何从剡溪冲天而起的呢？这条沉寂千年的“唐诗之路”是怎样被重新发现，又是如何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所认知的呢？说来还是一个新鲜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就是竺岳兵。

一

从浙江钱塘江畔的西陵古渡，经浙东运河、绍兴、曹娥折北溯剡溪经嵊州、新昌直至华顶峰，然后沿始丰溪、灵江达临海，这就是“唐诗之路”的干线。还有至宁波、余姚、奉化、诸暨等地的诸条支线。
人们知道中国有“丝绸之路”，但在众多史志典籍中，从未见有“唐诗之路”。1991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竺岳兵向大会宣读了他撰写的《剡溪——唐诗之路》论文，引起了国内外与会学者的强烈反响。得到了傅璇琮、郁贤皓、吴熊和、张采民、袁行霈、姜光斗等几乎所有学者的首肯。称誉竺岳兵“为中华民族找回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竺岳兵1935年5月出生于新昌大明市镇白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是一个寻常的山村，以前村的四周曾有许多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但现在替而代之的却是许多密密匝匝的乌楮树，当地村民仍喜欢称之为“白杨树湾”。竺岳兵原来名叫竺岳斌，那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在他懂事的时候，他就擅自把“斌”改成了“兵”，他想自己不可能文武双全，加上自己从小对岳飞的崇拜，心想还是做一个“岳家兵”吧！
在那个时代，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但在竺岳兵家，却倒了个个儿。因为竺岳兵上面已有三个哥哥，父母盼望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个女儿。竺岳兵出生了。这与父母的心愿相违，所以他的到来并没有给父母带来特别的惊喜。后来父母曾想把他拿去换人家的女儿，但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竺岳兵就在这个大家庭里渐渐成长。他常对人说，大哥竺岳卿是他的启蒙老师。其实他的大哥没有念过几年书，但读的是私塾，粗知文史，爱唱诗词。当树叶婆娑的清晨，当别的小朋友高喊着“去捡乌楮去呵”的时候，他仍躺在大哥的怀抱里，跟着大哥认真地念一句又一句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到了五岁的时候，竺岳兵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了，大人已教他看《说岳全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古典小说了。六岁那年上了私塾，七岁那年村里办起了学校，那时学校每周六下午开设有两个小时的以培养学生演讲能力为目的的“说话”课，竺岳兵就“承包”了每学年的说话课，向同学们讲述他看过的古典小说名著，给竺岳兵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岳母在岳飞背上刺“尽忠报国”四个字。竺岳兵没办法让母亲也给他刺上这几个字，他就把这四个字刻在板壁上，经常观摩。竺岳兵从小树立的这种信念，在后来的生活中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竺岳兵的家境本来自足有余，但在他的青少年时代，粮食是与黄金一样珍贵的流通货币，就连壮丁税，也是用米谷来计算的：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男丁，如果不去当兵，每年就要缴纳700—1000斤的“壮丁谷”。到1948年，国民党形势吃紧而抓壮丁，不去当兵就要缴壮丁谷。这时他的三个哥哥已是“壮丁”，计算起来一家每年要缴“壮丁谷”三、四千斤。这样，一家人就只能“喝薄粥汤”了。有的好事者曾戏谑竺岳兵说：“你介老实，给他们喝粥啊！”竺岳兵却把碗里的粥当作月亮，用筷子敲着碗，随口唱出“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这两句唐诗。

二

1950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年头，各地掀起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热潮。年仅十五岁的竺岳兵毅然离开家乡参了军。
说是参军，其实是在军队里读书。他先在绍兴读卫生学校。由于他成绩特优，又好活动，就被抽调到设在杭州净慈寺的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部办的“无线电培训班”，这是一个从全兵团中精选出来的“尖子班”，兵团司令、前国防部长张爱萍鼓励他们“要用吃西瓜那样的劲头去学习。”毕业后，又因为他出类拔萃，被调到浙江军区卫生部政治科做大人们做的工作，后来他当了部队的文化教员、俱乐部文化干事。
1954年，19岁的他，毅然给当时任国防部长的朱德元帅写了要求复员退伍再读书的报告。报告被批准了，首长还对他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就要到来，说他的要求是符合时代需要的。
复员后，他到杭州美术学院，请教授们点评他的素描作品，著名画家姚耕云老师鼓励他说，“你这样年轻，就有这样好的素描基础，明年来考，是很有希望被录取的。”于是他到了上海，做了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旁听生。他夤夜精勤，攻读文科。到1956年，取得高中毕业文凭后赴杭州应考。
当时美院招生名额为60人，但据说报考的有3000人，领到准考证的也有300。初试录取90人，竺岳兵见到美院墙上贴的初试录取榜上，他竟排名第七，他就想着做大画家了。谁知第二天的在《浙江日报》公布录取的名单上，他上下寻了几遍，竟没有“竺岳兵”三字，姚耕云等几位老师向他解释说文化课考得欠好，劝他到新昌中学旁听一年再考。竺岳兵却对浙江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叫张景平的军事画家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怎么能戚戚于一时之得失呢”？他昂首面对现实，转而去读公路交通学校了。
竺岳兵是位特别倔强而又爱打抱不平的人，早在他14岁时，为反对一位老师体罚他的同学而领导过300多位同学罢过课。这个无所畏惧的竺岳兵，到老未改。就是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他也不怕地位比他高的人。一次，部队供应科长（相当于营级干部）和他一道去外地办事，回来的时候，供应科长让他扛着一个大喇叭。扛一个大喇叭，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因为这东西体积大，扛一段路还吃得消，路长了，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在上海火车东站候车室，临上车前，供应科长站起身就走，竺岳兵也立即跟着他走。
“哎，喇叭！”供应科长回头指着喇叭。竺岳兵说：“什么叫官兵一致啊！您看，我的手，都勒出一道道血痕了。我只有十六岁，您比我大多了，您也可以拿一段路呀。”竺岳兵说着伸出满是血痕的手。供应科长面露不悦，只好返身拿起喇叭。回来后在团政委面前告了竺岳兵一状。竺岳兵因此被团政委恨恨地批评了一顿。
竺岳兵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他常对人说：“你要比强者更强，比弱者更弱”。这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一直如此。这种能好人又能恶人的态度使他既有许多朋友，也得罪许多人。“文化大革命”后期，新昌县土产公司有人欺侮宋孟荣同志。他打抱不平，结果被软禁在马大王。当时任计委主任的吕槐林打电话给县土产公司，问得势的人：“竺岳兵有什么问题？为何不让他出来工作？”那人回答说：“他自己不肯出来，说要有书面结论才出来。”后来县委书记俞辉华赶到土产公司要竺岳兵出来工作才了事，但已长达一年之久了。
竺岳兵敢怒敢言，并不因此而改变性格。他的朋友好心地劝他说：你的性格要改一改了！他说性格是父母给的，是我的脊梁，怎么能改？他这种个性在他做学问上，也有深刻反映：只要他认为自己的证据确凿，就大胆反驳，并不在意对方是何等著名的专家、学者。
  俗话说：三十而立。    竺岳兵到了30岁的时候，却仍是“天真”的人。他从交通学校出来后，好好的文化干事不做，尽想着杏花春雨故乡。他多次向单位领导强烈要求下放回乡。1962年，竺岳兵回到原籍。他起初还陶醉在“悠然见南山”的自得其乐的境界中。竺岳兵热情好客，经常请乡亲们同吃同饮，不到半年就把在外地工作的所得积蓄，花了个精光。变成了穷光蛋的竺岳兵，在此后渐渐感受到了什么是世态的炎凉。回乡后生产小队割草青，作为水田的绿肥。竺岳兵最订真，割来的都是嫩枝青叶。而到评工分时，一些人却说：“岳兵是会（方言。原为聪明、能干之意，这里含讥讽义），可惜草叶太老，扣掉三分工分算了！”
到了年终，任小队出纳的竺岳兵一盘算，自己还倒欠了队里十块钱。竺岳兵为此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挑着几件旧西装、毛毯，赶到几十里外的小将镇表姐家卖。那个年代，那样的穷山沟，谁想穿西装呀！竺岳兵怏怏而回。途中路过曹洲一家汤包摊，卖掉了价值10元钱的粮票，才填补了缺漏。
对于一个被人称之为“多才多艺”，音乐、美术、吟诗、作文样样都能拿得出手的竺岳兵来说，独在干农活上，遭到乡人的嘲笑。竺岳兵怕蚂蟥，他穿了一双高及膝盖的长靴下田干活，至今在乡亲们口中传为笑柄。别人能挑多重多重的担子，而竺岳兵也无以能及。
“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否则，我怎么会有出头之日！”竺岳兵发愤地想。
六十年代末，国家商业部每年拨一批资金用来开发山区毛竹的公路，竺岳兵有缘来到新昌县土产公司负责建设毛竹的公路工作。在工作上，他也像他的个性那样强悍，那时正是“文革”时期，但他在公司经理宋孟荣坚定的支持下，十年中，由他负责或者参与修建的公路有十多条，共70多公里，几乎每年有公路完成交国家验收。新昌毛纺厂厂址原是化肥厂厂扯，化肥厂址地处滑坡的前缘地带，搞了十多年都未搞成。改建新昌毛纺厂后，新昌县委决定调竺岳兵去处理抗滑坡工程。这对竺岳兵来说，是一项非常陌生的工作，他要求领导请专业设计单位地质专家来处理，但没有一家专业设计单位来承担任务，当时厂领导吕平书记，充分的信任他，竺岳兵也就勇敢地起了这副担子。他从杭州新华书店买来了许多专业书籍，研读国内外坑滑坡的理论，经过比较，采用库化极限平衝理论，创造性地对悬臂矩形桩作了设计展宽抗滑桩桩趾、桩踵改革，从而造价降低了31%，土方工程量减出少38%，终于制止了山体的滑移。在论证会上，专家们对竺岳兵的设计图纸和计算书作了验算，一致认为抗滑坡工程处理得当，并有创新，可以交付使用的结论，并形成了《会议纪要》。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据此吸收竺岳兵为该会会员，1986年，在桂林召开的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上，竺岳兵宣读了他撰写的《革新桩的基础，优化基本建设》的论文，获得了与会者的好评。
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1984年，竺岳兵年近五旬，一种“老无所就”的威协感在他心里油然生起。他从所谓的“多才多艺”是浪费精力转而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综合优势。这或许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定位”。竺岳兵说定位就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需要。一句话，就是要把自己的长处与社会需要粘合在一起。他还认为：文学艺术，特别是古典文学艺术的本身，就是各科知识的凝结。倘能把过去积累的东西综合起来，去研究唐诗，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这时，他想起了一些与他在搞山区交通建设期间了解到的新昌至华顶峰的水道有关的唐诗，进而他想这水道可能是古代著名的水上旅游线。于是他在这条古水道上爬山涉水，走乡串户，进行了七次实地调查。他充分运用了古书记载和地理知识，了解到解放初期，从新昌城关到天台县的慈圣村，尚可通竹筏、木排的情况，断定在唐时森林繁茂，雨量充沛的条件，必是一条水路。为了验证这个新的思想火花，竺岳兵进行了更仔细的研究。他从28分册的《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和上千卷《全唐文》中摘录与“剡中”和浙东有关的诗文，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并参阅有关地方志。学术研究的道路往往寂寞而艰辛，不付出非常的努力不会有所收获。在新昌这个小县城里尤其如此。书籍资料的缺少是第一头疼事，竺岳兵大力地购置图书，但这件事哪里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于是，竺岳兵一头扎进县图书馆。新春佳节，当别人欢天喜地、团团圆圆抱拳相庆的时候，竺岳兵却独自一人呆在县图书馆，饿了，就以自带的冷馒头和粽子充饥。几年下来，他抄的书稿和做的卡片竟有几麻袋！他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了。为了拓宽自己的研究思路，他把写好的一些手稿寄给朋友，和他们在书信上交流。当有人指出错误时，他决不护短，反而闻过则喜。他经常称道的是他的诤友喻柏汀同志，喻柏汀批评他最多最严，竺岳兵对喻柏汀的友谊也就更诚更真。
             搞学术研究，不寻根究底也罢，一追究则枝节横生，问题迭出，而且往往彼此连锁，要解决此一端，必先搞清彼一端；而要搞清彼一端，就又牵扯到另外一些事上去。单以李白中青年行迹来说，他“移家东鲁”在何年？其原因及其线路怎样？《南陵别儿童入京》之南陵在何处？“会稽愚妇”指的是谁？“东涉溟海”至何处？这些都是与李白有否到过天姥山有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后人要想在这个领域中有新的创获，诚非易事。对于没有相当毅力的人来说，也许到此就会望而却步，更何况他身处山城小县，既无名师指点迷津，搜集资料又十分困难。但竺岳兵却十分意外地发现了在李白生平上还有许多荒地可以开垦。
当时，竺岳兵在新昌毛纺厂搞基建工作。对于竺岳兵来说，厂里的这份工作，每天只需化一、二个小时就可完成。他把学习与工作的时间倒过来，白天在家学习，晚上到厂工作。当时厂里的主要领导胡邦城先生，知人善任，不但允许他这样做，而且还给他送去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工具书。竺岳兵才得以有宽松的工作和学习环境。同时，他托他在杭州的侄儿竺洪平和他的挚友喻柏汀等亲友，给他寄来了许多的书。
1983年6月，竺岳兵偶然买到郁贤皓先生著的《李白丛考》，便反复仔细研究其考证的方法。到1984年底，竺岳兵绘制了李白一生的《李白游踪图》，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约3万字的《李白行踪考异》，向学术界提出了李白“移家东鲁”说辨疑、李白“移家东鲁”行踪考异、“会稽愚妇”指谁？李白初入剡中年代考和一条古代著名水上旅游线（即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这样李白研究中的五个问题，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许。唐诗研究专家孙望教授称论文“解决了许多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李白研究专家郁贤皓教授说：“五个问题，讲得都很有道理，非常精彩。尤其是末了一章，令人耳目一新。”吴熊和教授说：论文“为李白青壮年时勾勒出了清晰的轮廓，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当时在苏州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院长松浦友久教授，读了他的论文后，专程赶来新昌与他研讨与李白有关的学术问题。后来这五个向题，分别发表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国李白研究》学刊上，为证明李白多次到过今新昌、嵊县提供了有力证据。
竺岳兵在受到鼓舞的同时，深感研究经费的重要性，他向自己提出了“经济与学术研究对流服务”的要求， 1984年3月1月日，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通知，停薪留职，与四户个体，合伙共同出资、出劳力、出物资19.5万元创办“新昌建筑技术开发公司”合伙企业。谁知到1986年，新昌县城乡建设局的一位副局长沈念毅，竟背着竺岳兵等合伙人和该局局长梁中祥，以局党组名义，发文要该县工商局，把合伙法人代表竺岳兵变更为非合伙人包工头章三刀，接着又任命该非合伙人章三万为“副经理”。竺岳兵的“经济与学术研究对流服务”、自力更生解决研究经费的梦，被渎职者的一纸空文打碎了。新昌广播电台负责人祝诚仗义执言，为此播发了《一纸空文改变不了私营企业性质》，《浙江法制报》也发表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和《求摘红帽子》文章，打了两年官司，据说这是行政官司，找错了门，被裁定驳回。这不要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胳博扭不过大腿”，就是到现在法律彰彰的时候，也还毫无结果呢！
这件事白白地浪费了竺岳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以至于他不得不过着“霉豆腐过老酒”，外加三包最低档的“古松”牌香烟。这就是他一天生活的全部。身上穿的一件毛衣，多达十几个破洞，其中手臂处的破洞就有碗口那么大。而那个掠夺他财产的章三万，北上长城天安门，南从四川到广东，游遍天下成富翁。有的好心人见了，痛心地低吟着“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李白的诗句， 但他只愤然地写下“白杨老人”这四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外加重重的六点省略号，挂在正门旁的墙壁上。此省略号的意思是说：“我走我的路，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艰难险阻”。他追求人生价值不变，
他在这种打击下，仍读书不倦，完成了《两晋人物大全》、《东晋大姓世系考》《东晋名僧世系考》等著作。这为后来他终于撰写出了本文前面已经说到的《剡溪——唐诗之路》论文，奠定了基础。
        在竺岳兵最艰难的时候，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来信给予他莫大的慰籍，当地领导和朋友和企业家王华润、潘柏华、李春波等，多得数不清的朋友给予他许多支持和鼓励，竺岳兵说这是真正宝贵的财富。

三

   在做学问上，竺岳兵主张遇有疑问，必予追究。因此他每出一文，必树新义。可以说，竺岳兵的学术研究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而非不痛不庠的搞花文章，故而他的研究还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88年，《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发表了竺岳兵的《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一文，该文以翔实可信的资料提出李白曾多次到过剡中（今新昌、嵊州）的论证，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得到著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孙望、郁贤皓、傅璇琮等人的首肯和赞扬。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的《李白诗文全集编年》，首先吸收了竺岳兵的这一研究成果，继而在学术界确立了他的关于李白初次入剡中的时间在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和李白四入浙江、三入剡中、二上天台山的观点。
在李白入剡行踪的考证中，竺岳兵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到整个唐代诗人的行踪范围。在考证中，他发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王勃、骆宾王、杜牧等400余名唐代诗人曾入剡或与浙东剡溪有关。一个新的思想火花在他脑海闪现：李白以及那么多唐代诗人都如此喜欢来浙东，这里可能存在一条古代旅游线。
渐渐地，竺岳兵发现浙东自晋代起，就日渐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源远流长的山水诗在此滋生，与之有联带关系的书法、绘画以及宗教等，也在这一地域达到鼎盛。唐以降，有400多位唐代诗人来浙东或“壮游”、或“宦游”、或“隐游”、或“避乱游”、或“神游”、或“经济考察游”等等，在浙东一带流连忘返，吟咏不绝，使浙东一带再次成为唐诗发展中一个特异的地区。对于这一人文现象，竺先生形象、具体而科学地把它概括和归纳为“唐诗之路”。
对于“唐诗之路”的确切路线，竺岳兵认为广而言之，应包括会稽山、天台山、四明山区域内整个浙东地区，其起点北自钱塘江，南至天台山，沿线经过萧山、绍兴、上虞、嵊州、新昌和天台。对于其定义，竺岳兵在论文中写道：“所谓‘唐诗之路’，是指对唐诗特色的形成，起了载体作用的、具有代表性的一条道路。”这里说的“载体”，是指诗歌的题材，即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等诗歌歌咏的对象。所谓“代表性”，是根据以下三个要素考察分析得到的：一是范围的确定性：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有大量的风望甚高而格调多样的唐代诗人游弋歌咏于此。二是形态的多样性：诗人在这一区域旅游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三是文化的继承性：这一地区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唐诗有着整体性的渊源关系。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形成或构成“唐诗之路”。这样，“唐诗之路”既是一条具体的有迹可寻的诗人走过的道路，又似我们常说的“文化路线”、“思想路线”那样一条促使唐诗特色形成的抽象的路线。正是这样去理解，“唐诗之路”不但为浙东旅游经济的发展描绘出一幅灿烂的蓝图，而且为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子。
自从竺岳兵提出这条“唐诗之路”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条神秘的路充满了浓厚兴趣，一批批到浙东考察研究。而竺岳兵本人，也由此被国内众多著名学者和世界上近十个国家的学者所认知。称誉他“为中华民族找回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学界泰斗严济慈、任继愈、启功、黄丕谟和革命元老宋任穷、彭冲、叶飞等为之作诗题词，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1994年11月在新昌举行的以研讨“唐诗之路”为重点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横山弘教授说：“竺岳兵先生发现的‘唐诗之路’是超越国界的，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广泛的文化认同，是颇为少见的，它说明“唐诗之路”确实有着相当大的魅力。在鲜花和荣誉面前，竺岳兵想得更远：“唐诗之路”应当与现代文化结言，为现实服务，使历史的荣耀尽快迸发出新的光辉。
竺岳兵这一想法，与当地政府的规划不谋而合。1993年7月，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四市地政府在《浙东四市地区域经济发展和合作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四市地在旅游方面的合作要充分发挥特色资源，联合开发，形成浙东旅游线即‘唐诗之路’的综合优势，大力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此时，竺岳兵面前的“唐诗之路”已不再局限于当年华顶山下的水路和古驿道，它更是一条迈向浙东美好明天的金光大道。1997年，以“唐诗之路”为主体的沃洲湖景区审报省级风景名胜区获得成功。新昌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利用唐诗之路研究成果，着手建设沃洲湖省级风景名胜区，动工兴建沃洲湖到天台石梁专用道。这条专用道随即动工兴建，于1998年底全线通车。标志着“唐诗之路”的研究已走向了实质性的开发。
鉴于“唐诗之路”的影响日益扩大，国内许多旅游局、旅行社纷纷推出“唐诗之路”旅游线路，引起了国内外旅游者的兴趣。新昌作为“唐诗之路”的精华地段，近年来，到新昌旅游的游客陡增，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目前，“看新昌大佛，走唐诗之路”已成为新昌旅游的口号。香港旅游界也以“走唐诗之路，学标准国语”为号召组织旅游赴内地团队。

四

壮心不已，自强不息，从来都是人们在事业上不断获得进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走出低谷的竺岳兵从此进入了柳暗花明的境地。
     位于今新昌县境内的天姥山，自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一诗以来，有许多文人墨客慕名往游。尤其是李白，他多次入剡，均与“天姥”有关。他的“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倾倒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其中也包括生长在新昌天姥山麓的竺岳兵。
        早在1994年，竺岳兵就完成了一篇颇具说服力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旨新解》论文，提出此诗的主旨是挣脱樊笼，争取自由。诗人以天姥山作为题材的原因在于仰慕它的气势和对于能自由山水间的谢灵运的钦羡。并指出“越人”即指谢灵运。文章一发表，好评如潮。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郁贤皓教授来信说：“大作拜读后大有耳目一新之感，诗中‘连天横’气势视为不屈事权贵的形象比喻，从而使全诗的主题完全统一，富有启发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说“大作对于万口传诵的名篇做到这步决非易事。其中有些论点，如谓‘越人’指谢灵运，很有说服力。说排挤李白者为李林甫，也很合理。如此论证，提出确据，为李白研究之一大突破也！”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院长松浦友久教授也来信说：“大作给这首《梦游天姥 吟留别》名作的注解史别开生面，通过古典诗歌题材论的意象结构观点，得出很多新颖见解；特别是以‘越人’看作‘谢灵运’这一点，说服力极大，令人信服！
        关于天姥山的得名，《后吴录》云：“传云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因名。”但因未言“天姥”之义，遂使后人作种种猜疑。尤其是1999年5 月份以来，有人把位于万年山北麓的一块高约10米的石头，称为“天姥岩”，说天姥之名缘于这块石头，一些电视台、报刊出于猎奇而竞相报导，一时有掩千古定论之势。竺岳兵引证大量文献典籍，撰成《天姥山得名考辨》论文，该文在对“姥”字追本溯源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和有力的论据，论述“天姥”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天文学家张衡的《同声歌》；“姥”与“母”同音同义；“天姥”即“西王母”：西王母原是西域侯国国名转义为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即后来的“王母”、“王母娘娘”，谢灵运和李白诗中的“天姥”，即在天之姥——“王母”；《后吴录》所云“天姥歌谣”乃指王母唱给周穆王听的“白云歌”。
       1999年5月，有中国（包括台湾、澳门）、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韩国、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学者参加的“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昌举行。竺岳兵与他所领导的新昌唐诗之路研究开发社，是这次会议的承办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向会议提交了《天姥山得名考辨》论文，“天姥即王母”的观点，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赞同，并被写进了《会议纪要》。
       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著名李白研究专家郁贤皓教授在会上说：“关于天姥山命名由来的见解甚为深刻，特别是提出天姥谓西王母、天姥岑是专用词，以及‘姥’字字义的转化等等，论据充分，很有说服力……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好文章。”并在《天姥山记》中写道：“竺君以天姥即西王母之宏论。赢得与会者盛誉。自是而后，学人领悟太白诗旨也益深且真矣；天姥之闻名于世界也益广且实矣。”著名地理学专家陈桥驿教授说：“李白诗中的天姥山，从学术上论证，无疑在越州，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假如有人强词夺理，说此山不在越州，那就是愚昧无知，就不是学术，是自贻笑柄”。南京师范大学张采民教授还来信说：“大作资料翔实，条分缕析，考证缜密，很有说服力。尤其是第三部分，提出‘天姥’即‘西王母’，证据充分，论证有力，几可成定论矣! ”
       竺岳兵的论文虽然是以解决问题为最初目的，但它们的价值却远远溢出于此。所以，它们带给学界及其他各界一片惊喜是理所当然的。
朱熹说：“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胡适则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第一步，是学术思维的最初动因。竺岳兵正是在这个方面表现出过人之处，他发表的《南陵考辨》、《此心郁怅谁能论——李白安徽五松山诗诗旨新解》等论文，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
前面说过，竺岳兵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这话确实不假。不信，请看他的《晋唐名人与沃洲山水》、《智者大师与沃洲》（电视散文）、《南岩》（电视散文）、《词与园林》、《殿堂建筑的时代特征》《开辟中日佛教之旅》、《真实的比例与比例的真实》、《大佛寺的建筑特色》、《革新桩的基础，优化基本建设》等有关宗教、美学、经济、基本建设方面的论文，篇篇独樹新义。
  “蜗牛在它爬行过的路上，尚且留下了一道痕迹。人，又岂能空度一生！”这是我们在采访竺岳兵的过程中，最让人感到震憾的一句话。这句话不是竺岳兵随便说说的，纵观他的一生，这确实是他一生人格力量的真实比照。

五

竺岳兵不是一位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旧式学究，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由他创建、领导的“新昌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以团结天下仁人志士、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在国内外享有相当高的声誉。自1985年起，在许多热心的企业家，如李春波、王华润、徐国安、林平、潘柏华等的支持下，他还亲自组织举办过四次大、中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二次国内学术研讨会以及四次学术考察团的考察活动，1999年5月有十个国家两个地区学者参加的“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被学术界称为是一次真正的高级国际学术会议。他真诚地将弘扬传统文化、带动和促进当地的旅游事业看作自己的责任，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将至。2000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使竺岳兵元气大伤。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初衷。由他担任主编的《李白与天姥国际会议专辑》，当年十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两晋高僧师承关系考》、《六朝大姓世系考》等，均已编撰完毕待出版；还有由《唐诗之路综论》、《唐诗之唐代诗人行迹考》、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索引》这四本书组成的《唐诗之路系列丛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唐诗之路系列丛书》第五——八册的出版也已指日可待；他还希望建立“中国浙东唐诗之路研究会”及“浙东唐诗之路研究所”……
     从竺岳兵的身上，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的学人所经历的“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过程，也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在生活中不断地思考的智者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生活曾经不公正地对待他，但他却始终热爱生活。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他都未曾放弃过奋斗。如今竺岳兵已经是一位两鬓苍白的古稀老人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思考、探索。竺岳兵曾说，别人都爱花，他却特别爱树，尤其是那种在荒漠中生长的白杨树。我们觉得他本人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这棵大树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所以它虽然经受过无数次的风刀霜剑，却依然以“柯如青铜根如石”的夭矫身姿圪然挺立。我们谨以一瓣心香祝愿竺岳兵先生健康长寿，祝愿他像白杨树一样永葆参天黛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