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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贤皓先生的学术研究
2017-06-09    本站    唐诗之路    点击: 272

郁贤皓先生的学术研究

胡可先,1960年1月生,江苏灌南人,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文学学会理事。1982年毕业于徐州师大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南京师大中文博士后期满出站。2005年2-3月为日本静冈县立大学非常勤研究员;2005年11月至2006年3月为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郁贤皓先生是一位文史兼长的著名学者,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在文学史、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成果卓著,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30余种。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是李白研究的系列著作;史学研究的代表作是《唐刺史考》和《唐九卿考》;文献研究的代表作是《元和姓纂》及四校记的整理;语言学研究的代表作是主编《辞海》语词分册。在半个世纪的教学与研究中,郁先生以其坦诚的胸襟、崇高的境界与勤奋的精神,辛勤耕耘,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


一、郁先生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简历


郁贤皓先生的早期学术研究是以汉语言文字学名家的。与大多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不同,郁先生的前期学术背景是小学研究。只要我们翻开《辞海》就知道,郁先生是《辞海》编委及语词分册的主编之一。郁先生的前期经历是这样的:1933年1月4日生于上海,童年时代即逢日军侵华,占领上海,故小学五年就中断学业,十二岁入工厂做童工。1949年建国后,曾经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并不断补习自学高中课程,1957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1年留校任教,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徐复先生,钻研训诂学名著,打下了深厚的训诂学功底,逐渐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学风。1963年在上海浦江饭店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并撰著《建安七子诗笺注》。1973年国务院要求恢复修订《辞海》,郁先生作为语词分册主编之一,承担“示部” 至“羊部”约60万字的撰写修订工作。在此以后,郁先生集中从事李白研究并不断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一方面得力于修订《辞海》时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典籍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和系统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从事训诂学研究 重证据、重溯源的精神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得到了用武之地,而学术研究的转向,研究对象的由博返约,李白专题研究的选择与确立,都是郁先生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他学术个性得以发挥重要契机。古典文学与训诂学结合的特点,在先生的著作《李白选集》《李杜诗选》《李白集:历代名家精选集》中具有突出的表现。


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革”的结束,更迎来了学术研究的宽松环境,郁先生全面开拓学术研究领域,既集中精力从事以李白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又在历史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1986年4月晋升为教授,1988年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0年经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评议,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和1995年两次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郁贤皓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曾担任的重要学术职务有: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重点学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


二、郁先生的李白研究


李白研究,在20世纪之前,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尽管有杨齐贤、萧士赟、胡震亨、王琦四家著名注本,但对李白生平与作品的综合研究,仍然是简单粗略的,与其同等地位的杜甫研究无法比拟。但到了20世纪,李白研究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不仅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大幅攀升,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重大的突破,一举改变了长期以来千家注杜、数家注李的格局。郁贤皓先生无疑是李白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李白研究的成果不仅是其研究实力的昭示,而且在多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


郁贤皓先生迄今已出版李白研究的著作8部,研究论文60余篇。他研究李白,是从李白的事迹与交游考证入手的,起初发表的一组文章是有关李白两入长安之说的论证。最早的文章是1978年发表的《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诗〈江夏别宋之悌〉系年辨误》《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接着,在短短的两年间,连续发表了《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吴筠荐李白说辨疑》等重要论文十余篇。这一系列成果,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为《李白丛考》,198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唐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出版。《李白丛考》收录学术论文13篇,以李白生平、交游、行踪为主要考察对象,诸如李白与诗人孟浩然、诗人刘长卿、道士吴筠、道士元丹丘、卫尉卿张垍、侍御崔成甫、 族弟李叔卿等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对于李白入长安的行迹和相关诗歌的作年, 也做了清晰的梳理。《李白丛考》的出版,将李白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在 20世纪最末的20年,促进了李白研究产生了众多内蕴深厚的新成果,更使得原来甚为冷寂萧条的李白研究风起云涌,这在李白研究史甚或唐代文学研究史上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黄金时代。郁先生的《李白丛考》之所以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体上将李白研究向上提升了一步,而其核心则是对李白二入长安之说提出了强有力的新证。两入长安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李白研 究的重大发现,郁贤皓先生以切实的证据使得这一说法成为定谳,不仅成为二十世纪李白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指导意义。


 《李白丛考》的出版,为李白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的结集,则是郁先生李白研究成果的汇聚与集成。在对于李白的生平事迹、诗文作品、著作版本进行考证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之后,他又从事李白作品的理论探讨与综合研究。收录在本书中的有关李白的理论研究论文也有近30篇。 这些论文都是新时期李白研究的重要创获。就诗体研究而言,《李白乐府与歌吟异同论》对李白歌吟体诗是否入乐作了比较研究,并对历代颇为混淆的说法作了澄清。《李白绝句漫谈》概括了李白绝句“藏”“常”“畅”“长” 的特点:所谓“藏”,就是指含蓄,话不要说透、说尽,要留有余地,让读者自己思考;所谓“常”,就是写平常事,说平常话,李白的绝句基本上不用典故,都明白如话,一看就懂;所谓“畅”,就是句子、文字流畅,读起来琅琅上口;所谓“长”,就是韵味深长,言尽意远,一唱三叹,余味无穷。就诗集研究而言,《咸淳本〈李翰林集〉源流和名称简论》在考察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早已亡佚、咸淳本《李翰林集》与当涂本《太白集》关系、咸淳本《李翰林集》与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之异同的基础上,认为宋代咸淳本《李翰林集》虽源出宋代当涂本《太白集》,但必须注意宋当涂本不称《李翰林集》,只有咸淳本才称《李翰林集》,现在宋《太白集》已亡佚,咸淳刻本《李翰林集》也已经亡佚,今所存明正德八年刊本《李翰林集》三十卷,其面貌比较接近宋代咸淳本《李翰林集》,明清影刻的仿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也都较好地保存了宋咸淳本《李翰林集》的面貌。就诗学研究而言,《李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就提出了李白的出生地问题,李白到长安的次数及有关问题,李白诗中的比兴寄托问题,李白诗歌的编年问题等等,都亟待解决与完善。《李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以为新世纪的李白研究应该提高研究的层次;对于李白家世的研究要重视地下发掘的数据,使结论完全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充分证据之上;对李白作品的研究必须在坚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有理论深度,多视角多侧面地深入探讨,注意时代和社会各种因素对李白创作的影响。《松浦友久李白研究述评》表现出对于域外李白诗学研究的关注,通过对松浦的一系列著作加以评述,突出他在理论探讨、意境阐发、渊源追溯、思想探源、诗体发微、生平考证等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以论定他对于国际学术研究所作的重大贡献。


郁贤皓先生的李白研究,特别注重作品的整理与文本的比勘。这在他的《李白选集》中突出地表现出来。该书选录李白诗300余首,文10余篇,每篇都做了详尽的校订、注释和编年。就校订而言,凡可确定为错误者,则下断语,对于重要异文则在注释中指出,以提供读者进一步思考。如《相逢行》校语:“本诗题目一作‘有赠’。”“朝:一作‘胡’,误。”“云车:一作‘云中’。”“疑: 一作‘知’。”“(蹙入)二句一作‘娇羞初解珮,语笑共衔盃’。”“不得亲: 一作‘不相亲’。”“(春风)二句一作‘春风正纠结,青鸟来何迟’。”就注释而言,常常订正旧说,别出新见。如李白《白头吟》诗有“兔丝故无情, 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六句,“女萝”“菟丝”旧说往往混淆,如《诗经》毛传、《尔雅》以兔丝与女萝为一物,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翼》却以为二物。郁先生注云:“按今植物学家认为菟丝乃旋花科植物,松萝为地衣门松萝科植物,两者绝不相类。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女萝即松萝。由于兔丝蔓有时缠绕在女萝上,所以古人常以兔丝、女罗比喻男女爱情。如古乐府‘南山羃羃菟丝花,北陵青青女萝树。由来花叶同一根,今日枝条分两处’,此处以兔丝、女萝两草的‘一心’‘萦抱’,反衬男子对爱情不坚贞,‘人心不如草’。” 这样不仅订正了旧说,更将李白诗句疏解得清晰明了。就编年而言,李白诗文长于抒情,可以征实的线索不多,编年难度最大。郁先生立足于李白生平经历,挖掘出土文献,对比传世文献,综合题旨的索隐和文本的阐释,以发前人之未发。如《江夏别宋之悌》诗,旧说皆以为是李白晚年流放夜郎时所作,郁先生则从新出土的墓志拓片中考订宋之悌生平,进而证实这首诗作于开元二十三年春天。《李白选集》之后,郁先生又相继出版了《新编李白的文:书、颂的译注考证》(国际合作,日文版)、《李白集》(凤凰出版社),都体现了这种无征不信、细致入微的精神。更重要的是郁先生近年以八十余岁的高龄,还在老骥伏枥、刻苦打造《李太白全集校注》,当与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成为当代李白集整理鼎足而三的标志性成果。这部巨著已经完成交付凤凰出版社出版,我们期待早日问世。


三、郁先生的史学研究


郁贤皓先生在研究李白及唐代文学过程中,经常遇到诗文中提到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却不知其名,影响其研究工作的深入,他想如有一部考证唐代地方长官的工具书,就可免去研究者遍查典籍而不可得之苦。于是先生毅然承担这项唐代文史研究的重大基础工作,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200余万字的五册巨著《唐刺史考》,1987年2月分别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中华分局同时出版国内版和国际版。《唐刺史考》是郁贤皓先生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标志之作。其撰著伊始,就得到了程千帆先生的认可:“这确实是学术界非常需要的书。唐代有许多诗人当过刺史,诗文中提到的刺史就更多,有的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如果能把名字考出来,考出此人的事迹,那就是对学术界很大的贡献了。这样的书,研究唐代文学、唐代历史、唐代社会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1987年此书刊行以后,立即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赞美之词,评价文章接连不断。而郁先生并没有就此止步,还在不断搜集资料,进行订补,于是又经过了十余年全面修改与补充,于2000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唐刺史考全编》。从《唐刺史考》到《唐刺史考全编》,体现了作者十余年的学术进程。就史学研究而言,《唐刺史考》首先从宏观的方面,对于唐代州郡的沿革作于较为清晰的梳理。我们知道,唐代300年中,州郡变更频繁,长官的名称也不一致。武德元年,改郡为州,长官为刺史;天宝元年,改州为郡,长官称太守。至德二载,又改郡为州,长官复称刺史。州郡的由置而废,废而复置的情况更为普遍。同时唐代州郡隶属于道及方镇,其隶属关系也屡有变动,这样也给唐代州郡长官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唐刺史考》在每一州郡之前,都有关于本州郡历史沿革的考证,大体上涉及到州郡变更及所辖范围等内容。而鉴于复杂的情况,全书以开元二十九年建置为准。这样的处理较为恰当,一方面能使读者对于唐代州郡变更的情况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又使全书在体例上前后取得统一。其次,对州郡长官的任职情况,特别是年限作了缜密的考证。如卷一、卷二京兆府,考出了唐代300 年间共240任京兆尹,大多数明确确定了这些京兆尹的始任与罢任年限。另附待考录5人,其中1人为史书误记,2人存疑,2人任职年限待考。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考证为基础,再进一步加以研究,唐代京兆尹的地位、职掌、作用、京兆府长官与其它州郡长官的关系、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就能得到更为清楚而确切的阐释。再次是补史之阙。如卷一五九饶州:“《全文》卷九○二王德琏《饶州记序》:‘前中书令杜使君、中书令薛使君屈栋干之资,临江湖之服。既多惠爱,金石已铭。’按唐初杜氏为中书令者唯正伦。据《新书·宰相表上》:显庆二年,‘九月庚寅,[杜]正伦兼中书令。’三年,‘十一月乙酉,正伦贬横州刺史。’则其刺饶州疑由横州量移。” 也正因为《唐刺史考》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国、韩国、美国,都有不少学者专门撰文予以评介,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与《唐刺史考》并驾齐驱的著作是《唐九卿考》。唐代有九寺,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组织机关,包括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的长官就是卿,副长官就是少卿。九寺与台省监卫府一样,分理天下众务。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二○《卿监部》称:“夫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故历世王者,妙选英俊,以充其任,用举其职。”因而对九卿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全书共分十卷,约四十多万字。第一卷为《唐九卿制度述论》,第二卷至第十卷为唐九寺正卿与少卿的考证,每寺一卷。《述论》主要对九卿的沿革、职能、品级、编制、职权、属官等方面进行宏观的论述,“考证”则对九寺中的长官“卿”与“少卿”进行全面的考证。为了查阅的方便,书后还编制了人名索引。该书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该书广搜博取历史文献、金石拓片、佛道二藏、诗文集部、方志别乘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唐代近300年的九寺正卿与少卿详加考证,对九卿的沿革、职能、品级、编制、职权、属官、别称及其与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的关系也进行梳理阐发,成为唐代文史研究填补空白之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唐刺史考》比较,也各具特色:《唐刺史考》有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劳格《杭州刺史考》以及《嘉泰会稽志》等宋元方志的刺史题名为基础,《唐九卿考》则完全是一空依傍,白手起家,没有任何系统的文献史料和前人研究做基础,史料的搜集与考辨的工作自然备加繁难。但是, 这九个部分,分布面广,官员众多,变动频繁,任免远较台省官复杂,牵涉面较仆尚丞郎、节镇刺史更广。所以当唐五代文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九寺卿监的考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学术追求更彰显了此书人无我有的特殊学术价值。


四、郁先生的文献研究


郁贤皓先生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史学研究,都是建立在雄厚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的,而其集中于文献方面的研究,则更推《元和姓纂》的整理。《元和姓纂》是唐林宝所撰的大型姓氏书,对研究唐代人物,极为有用。然原书散佚已久,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近人岑仲勉又作《元和姓纂四校记》,颇有益于学界。然二书分刊,利用不便。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约请郁贤皓先生担任整理的重任,郁先生又与陶敏教授合作,并由著名学者孙望先生审订,经过多年努力才告完成,并在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的整理,旨在完全保存《元和姓纂》和《四校记》的原貌,不作增删改正,这样在文字句读标点方面就异常困难。而著者在如何保存两书原貌、如何标点、如何分段、如何校勘、如何处理岑校的错误五个方面都作了不懈的努力,成为迄今为止将《元和姓纂》和《元和姓纂四校记》合二为一且很方便研究者使用的极为精审的定本,洵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资料书与工具书。陈尚君教授评论说:“《姓纂》作为唐代最具系统和权威的缙绅录,提供的唐代人事线索是他书无法替代的,但因其曲折的流传过程,传本的错误百出和复杂难校,在唐人典籍中也是很少见的,幸亏有岑氏《四校记》撰作,梳清了书中的大多数错讹,充分揭示了此书的价值,现在又有了郁、陶二位的新整理本,学者可以更放心便捷地加以使用了。”(《唐研究》 第七卷)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文献整理方面严谨求实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在《元和姓纂》的各卷末尾附了《整理记》,这样的整理记考订是非多达七百余条;二是在该书出版之后,整理者还撰写了《<元和姓纂四校记>斠正》一文(刊载于《文教资料》1989年第5期),总结出《四校记》“讹文未校”“校而未考”“脱文未补”“脱文误补”等十四项错误的类型。这样也为古文献整提供了一些范式和释例方面可操作性方法。 郁先生有关文学文献的整理著作更有多部:《建安七子诗笺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杜诗选》(台湾三民书局2001年版)、《唐诗经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等。现选择两部略加叙述:


《建安七子诗笺注》,由郁先生和张采民合编。该书对于建安七子现存的103首诗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校证和笺释。不仅对于作品的用典用事、难字艰句都进行了疏通和阐释,更在作品辨伪和作年考订方面倾力尤多,可以见郁先生治学的看家本领。作品辨伪的实例如孔融《杂诗》注释:“此诗又见《古文苑》卷四,《广文选》卷一五。二诗归属尚存疑义。《文选》卷三四曹植《七启》注、卷四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注、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卷五三陆机《辨亡论》注引均作‘李陵诗’。《文镜秘府》 亦云此二诗见于《李陵集》(今佚)。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为《诗纪》据《古文苑》,而‘《古文苑》乃唐人所藏残书,宋时由一编次为九卷。且讹误已甚,不可完全据信’。又谓‘原本《古文苑》此二诗与李陵《录别诗》等均在第四卷,李陵以后,即为孔融,以相毗近,故易有此窜易耳’。故将此二诗编入李陵《录别诗》中。逯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尚不足以定二诗主名。”可见郁先生在辨伪方面非常谨严审慎。编年的实例如孔融的《临终诗》注释:“《后汉书》本传载:建安十三年,曹操令丞相军谋祭 酒路粹枉状奏融,以其谤讪朝廷,欲规不轨,跌荡放言,大逆不道,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又《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载:‘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知此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作者深叹自己平时处事不慎,并表达对奸邪残害忠良的愤恨之情。”再从资料汇集方面看,不仅是汇集了前代各家的评笺极具资料价值,有助于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书后附录的《建安七子年表》,对于七子的生活年代、主要事迹都条分缕析地梳理出来,文献意义更大。总体而言,这部著作为建安七子诗的研究提供一部可以依据又较为完备的文本。 《唐诗经典》,选择唐代95名诗人,诗篇364首,分诗体加以详注,是一部学术性、资料性和普及性兼具的唐诗读本,也是郁先生长期文献积累的萃聚。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解题:“此诗题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约作于天宝十二、三载(753、754)秋,李白于上年在幽州目睹安禄山阴谋叛乱之嚣张气焰后,来到今安徽宣州。谢朓:字玄晖,南齐诗人, 深受李白敬仰。谢朓楼:又名叠嶂楼、北楼、谢公楼,乃谢朓为宣城太守时所建。校书:校书郎。李白另有《饯校书叔云》诗,作于春天,与此诗写于秋天时间不合,李华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李白有交往,于天宝十一载迁监察御史,曾出按州县,见两《唐书》本传,时代相符,故此诗题当以一作为是。诗中抒发年华虚度,无路报国之愤懑,盛赞汉代文章、建安风骨及谢朓诗歌之豪情逸兴,末复流露消极出世情绪。感情激荡,章法踊跃多变。开头破空 而来,发兴无端,以下衔接转折都显得突然,出人意料,而又交织得自然妥贴。‘抽刀’二句,描写无法摆脱的苦闷心境,用喻精巧贴切,为后人传诵之名句。”这样的解题,有年代的考证,有诗题的辨证,有地名的笺释,有人物的交代,有主旨的阐发,将这篇唐诗佳制的多层面的文献信息和主旨内涵都表现出来。


五、郁先生的研究方法


昔康熙皇帝在《全唐诗序》中说:“学者问途于此,探珠于渊海,选才于邓林,博收约守,而不自失其性情之正,则真能善学唐人者矣。”顾炎武在《与人书》 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 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郁贤皓先生选择唐代文学为核心的文史研究以及所撰写的学术著作正是“探珠于渊”和“采铜于山”的工作,不仅继踪古人,而且嘉惠士林,沾溉后学。在研究格局和研究方法上也给我们深深的启迪。


(一) 以实证为依据,致力于唐代文史的阐幽发覆


我们对郁贤皓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生涯进行回顾,就可以看出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都是以实证为基础的,他的学术成果都是从考据入手的。 郁先生所从事的实证研究,既渊源有自,又贯穿其学术研究生涯的全过程。 郁先生说:“徐复教授讲授古汉语。他们的授课各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尚空谈,注重实证。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孙望先生的唐代诗人考证和徐复先生的训诂考证,对我后来的治学道路和治学方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傅承洲《学问尚专精,研磨贵纯一:郁贤皓教授访谈录》)郁先生还说:“考据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犹如大海捞针, 有时翻遍典籍也找不到所需的材料,那就得从石刻拓片等多方面去寻找线索。” (《唐风馆杂稿》)他考证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就是典型的例子。《李太白全集》中存有酬赠崔侍御之诗十首,郭沫若将“崔侍御” 定为是崔宗之,并言其名成辅。郁先生从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唐人称“侍御史”为“端公”,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才称“侍御”,二是郭氏称崔宗之名成辅无据。因而怀疑“崔侍御”即《李太白集》中附于《酬崔侍御》诗 前的《赠李十二》一诗的作者“摄监察御史崔成甫”。但这在文献当中,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故郁先生就在石刻拓片当中寻觅证据:首先在《千唐志斋藏石》拓片中找到了崔宗之四兄崔宜之墓志,证明崔宗之名宗之,不名成辅,排行非第四而是第五,以确证李白诗中“崔四侍御”非崔宗之。其次从北京图书馆藏墓志目录和拓片中找到崔成甫之祖父、父母、伯母、弟妹、两位同祖从兄的墓志,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因而写成了《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以断定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为崔成甫,而非崔宗之。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到李白与崔成甫交谊很深,是李白一生交游中重要人物之一。李白对他受权奸迫害的遭遇十分同情,这也正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平思想很重要的方面。过去的研究者忽略了这个人物,应该说是李白研究中的重大损失。现在弄清了这个人物,可以进一步了解李白的生活态度,对朋友的深情,对权奸的愤恨,对受害者的同情等等。这样的考证综合了多方面的研究手段和学术途径,从较多的层面发前人未发之覆。


(二)以小学为基础,开辟了微观综合研究的新途径


郁贤皓先生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早期从事小学研究,后来转而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他早年从事的小学研究,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学有师承。郁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留校任教以后,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徐复先生。徐复先生是黄侃和章太炎的嫡传弟子,是国学界章黄学派的传人。 出版过《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论稿》《晚稿》《后读书杂志》 《广 雅诂林》《訄书详注》等著作。郁贤皓先生跟随徐复先生在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主编《辞海》语词分册。1963年留校工作不久,就被抽调在上海浦江饭店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并撰著《建安七子诗笺注》。1973年国务院要求恢复修订《辞海》,郁先生作为语词分册主编之一,又承担“示部”至“羊部”约60万字的撰写修订工作。十年之中,由参与到主持,见证了郁先生研治小学的历程。后来,《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郁先生都参与修订工作,每次都担任编委兼分科主编。


小学研究属于微观研究,以文字、校勘和训诂为主要研究方法。转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后,郁先生最擅长于从微观研究入手,但并不限于微观研究,而是拓展到唐代文史的整个领域从事综合研究。郁贤皓先生在总结多年的研究经验时,提出“微观综合研究”的方法,撰写了《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一文,成为唐代文史研究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这种途径“追求对众多互有关联的学术问题达成系统之解决”(陈允吉《沪渎思流水,钟山望断云:记郁贤皓先生与我的师友情缘》),又通过四个方面来实施:首先,将微观研究作为综合研究的基础。郁先生以为,从事唐代文史研究的学人对宏观研究感兴趣,而对具体史料与具体作品的微观研究不太重视,往往流于简单粗疏。 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深入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结论。反之, 微观研究的粗疏,也可能导致宏观研究的差错。其次,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以补史书之阙。再次,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以订史书之误。最后,运用出土贞石资料与存世文献参合对照,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这种指导思想,贯穿在他的《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及李白研究等重要的著作中。也正因如此,郁先生在治文学的时候,就具有史的眼光和识见,对唐代史料作细致深密的考察与审核;在治史学的时候,也不断在文学家的诗文中挖掘材料。正因为他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努力创新,才使得自己能够写出具有传世价值的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卓然挺立。


(三) 以邃密为旨归,臻极于博洽宏通的境界


郁贤皓先生治学,每当选定一个研究对象之后,首先在资料上能够“竭泽而渔”,经过缜密的考证而得出可靠的结论。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研究过程抑或研究方法,都可以用“邃密”二字概括。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所集中研究的时段都在唐代,研究的核心和重点非常明确,决不会受时风影响而左右旁鹜。这在李白研究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如证定李白“二入长安”列出五条证据:(1)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有“西入秦海,一观国风”语,表明李白欲离安陆而赴长安。其时李白三十岁。(2)李白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所表现的情怀,再与张九龄所撰《张说墓志》参证,此诗为李白开元中入长安之作,而不是天宝初应诏入长安所作。(3)由李白诗作为内证,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长安的时令在季秋,是从南陵启程的,而开元年间入长安的时令却在夏季。再从离长安后的路线考察,两次也是不一样的:一次是浮黄河,一次是经商州。(4)以李白与好友元丹丘的赠答诗《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三见秦草绿”,证明李白开元年间第一次在长安住了三年。而李白天宝初应诏入长安仅有一年多时间,且当时元丹丘也在长安,不得云“三见秦草绿”。(5)现存李白诗篇中有隐居终南山之作,还有秋冬至春在邠州、坊州应酬之作,而天宝元年入京即供奉翰林,不可能产生以上作品。


邃密的研究和深厚的积累,使得郁先生成果丰硕,臻极于博洽宏通的境界。除了主编《辞海》语词分册之外,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版的重要著作就有《李白丛考》《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李白选集》《李白考论集》《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元和姓纂》(整理)《唐风馆杂稿》《唐风馆杂稿续集》《唐代文史考论》等,还有一系列卓然于学林之表的唐代文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我们从这些著作和论文中可以看出郁先生的治学涉及到唐代文史的各个领域,触类旁通,博洽淹贯,同时又以实证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一以贯之。其研究核心又可以聚焦为李白研究、职官谱系考证和姓氏之学研究。阅读郁先生的著作,既叹其深邃博洽,又觉得研究方法有迹可循。郁先生并不刻意求新而新见迭出,并不标榜自己而常开风气之先,并不多谈 方法而路数蕴涵于著述之中。他的著述,不仅是他精神、心力和功力的萃聚,而且是我们后学得到启迪的不竭源泉和宝贵财富。

关键字: 郁贤皓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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