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调孚（１９００—１９８１），本名名骥，字调孚，笔名孚、蒲梢，浙江平湖人。文学研究会会员。１９２１年考入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校部。１９２４年经郑振铎介绍任《小说月报》编辑。１９３２年转入开明书店，任出版部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编辑。著译有《英吉利文学》、《中国文学名著讲话》、《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木偶奇遇记》、《母亲的故事》等。徐氏与茅盾、郑振铎、巴金、周予同、钱君匋、赵景深等，均有着深厚的情谊。他的戏曲研究，曾引起赵景深、叶德均、浦江清等著名学者的关注。
徐调孚同志在江油病逝了。噩耗传来，我们感到了难言的悲痛。
调孚同志一生从事编辑工作，编了许多书刊，为我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可是当他还有为社会主义继续奋战的壮心和余勇的时候，却被迫离职，被迫疏散，被迫退休，被迫放弃了他热爱的出版工作。经过了十几年的折腾，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山区逝世了。他在世的最后几年，记忆力已日益退衰，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上，他说：“近几年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老伴久病而亡，一件是把我作退休处理。”可见他对于离开一辈子为之呕心沥血的工作，是多么的伤心！
我们三个人同一年毕业，又同在1958年下半年先后来到中华书局工作。当时，由于不同的原因，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消沉，但当我们听说分配在文学组工作，而这个组的负责人又是调孚同志这位闻名已久的老编辑，就又不约而同地感到宽慰。
当时，我们虽然在学校里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但对于编辑工作却一窍不通。刚接触古籍工作，对于标点、校勘的复杂性，估计得很不够。参加了一段工作实践以后，才感到问题层见迭出，有点应接不暇。但是有徐先生在(当时刚出校门，还保留着学校里称呼老师的习惯)，总觉得有了依靠。在工作过程里随时向他请教不必说，直到把书稿发到他那里去审阅的时候，往往还在稿头上留下不少浮签，请他去研究处理。遇到这种情况，调孚同志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们解决疑难，热心地指导我们一班新入伍的编辑人员，除了资料的审核、文字的修饰以外，还从版本、校勘、写出版说明到加插图、批格式、改校样以至书上发现了错误如何补救等等，都结合具体书稿，不厌其烦地逐项给我们讲解。有些看来很琐碎的技术性问题，往往是和学术性问题相联系的。调孚同志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使书刊的学术质量得到了尽可能的保证。
调孚同志为人平易，事必躬亲。他在书稿中发现问题，或者我们提出了疑难，就立刻从办公桌后站起来，一口气跑到图书馆书库，不用查卡片就熟练地从书架上找出他所需要的书籍，查到了他所需要的资料，然后兴冲冲地拿着书稿指点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情况，在他几乎是一种乐趣，而且丝毫也没有责备我们的疏忽或者懒惰，但对我们则是一次实际的辅导，一次无言的批评。为什么自己就不多查一查呢?有些问题，如果认真查一下，还是可以解决的，为什么要让他这位六十岁的老年人走进走出地奔跑呢?于是，一两年之后，我们贴在稿头的浮签逐渐减少了。但是他总还是照样认真地审阅，总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有一次，有人带着好奇的心理问他说：“为什么这校样我认真读了两遍，没有发现问题，到您那里翻翻就翻出问题来了呢?”他咪起眼睛想了一下，回答说：“这个道理我讲不出来，反正我知道哪些地方是容易出毛病的，我就着重检查一下。过几年，你们也能做到的。”二十年后，我们也快成了“老编辑”，才慢慢懂得了这个道理，这正是多年的工作实践培养出来的一种可贵的职业敏感。
中华书局从1958年以后，根据领导规定的分工，成为出版文史哲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业务逐渐发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66年，调孚同志的工作是十分劳累的。他是文学组的负责人，实际上还是总编辑金灿然同志的顾问。他白天忙于应付各种行政事务和会议，在下班后把稿件带回家里去看是常有的事。他把全部的心力都付给了出版工作，根本没有业内和业余的概念。对他来说，做好出版工作，已经不仅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而且是出于一种深厚的感情。每当他谈起出版工作，不论是解放前的开明书店，还是解放后的古籍出版社或者中华书局，总是兴致盎然。出于这样的感情，他积极协助齐燕铭同志、金灿然同志不止一次地制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一些重要的文学古籍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等书，他都亲自擘划，从组稿、审读直到封面和版面的设计，都是在他的主持之下进行的。对于书，他有特殊的感情，无论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的新书，总要拿来翻阅一下，因此他对于出版界的“行情”，总是及时掌握的。
调孚同志通晓古典文学，也熟悉现代文学，早年曾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翻译、整理、著作了《木偶奇遇记》、《人间词话》、《现存元人杂剧书录》等多种书籍。他晚年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中华书局的工作，自己就没有时间从事个人的著述了。这无疑是一种损失。然而调孚同志对此毫不介意。编辑的本职就是编辑，他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书，为作者做了许多订补润饰的工作，既有功于古人，也将有益于后人，这就是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一生就是有意义的一生，应该得到人民的重视，应该得到人民的赞扬。金灿然同志有一次谈到，他希望编辑人员能够成为各门学科的专家，但是首先应该是出版专家，“调孚就是这样一个专家”。在我们和调孚同志相处的年代里，我们曾经建议他总结一下几十年编辑工作的经验。他理解我们这些后辈的心意，但一来由于谦虚，二来由于忙，始终因循未果。听说他在退休以后，曾抱病开始写作回忆录，可惜这时候他的精力已经衰退，特别是记忆力衰退，所以估计已经难于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难弥补的损失。
调孚同志领导文学组，十分注意发挥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和业务上的长处。在那些年代里，组里曾有不少同志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调孚同志当然不可能完全不受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但出于一位老出版家的责任感和“厚道”，他在政治上与人为善，在业务上则总是尽可能地把适当的工作交到适当的人手里。在这里，我们想起了王仲闻先生。王仲闻先生是王国维先生的次子，幼承家学，长期以来研治宋词，为国内有数的专家。1960年，根据调孚同志的建议，金灿然同志顶住了左倾思想的压力，让他到中华书局上班，负责《全宋词》的订补工作。经过将近四年的辛勤劳动，王仲闻先生帮助原编者唐圭璋先生完成了这项工作，使新版的质量较之旧版有了不小的提高。调孚同志除了鼓励王仲闻先生做好订补工作之外，还经常分配给他一些难度较大的工作，并支持他从事学术研究。王仲闻先生对此也很感动，勤勤恳恳，做出了很多成绩。
严于律己是调孚同志一个突出的美德。我们在他领导之下工作达七、八年之久，从来没有看到他为任何私人的事情向组织上张口伸手。当组内的工作成果得到领导或者读者的鼓励时，他总是兴高采烈地在组务会议上表扬有关的同志，或者悄悄走近这位同志的办公桌旁边，向这位同志报告喜讯；而对于自己，则不矜不伐，在他的谈话中，很少能听到一个“我”字。然而工作中一旦发生失误和缺点，他又总是首先承担责任，决不上推下卸。
调孚同志节约俭朴已成习惯，他起草的文稿都是用废纸写的，经常把废稿上裁下的残纸留着作为便条纸用，见到别人丢弃的包书纸、旧绳子，就收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些事开始还常为某些同志引为笑谈，但日子久了，大家看惯了，也就引以为鉴，慢慢地注意起节约公物了。特别是对于排版的规格，调孚同志总是根据书籍的性质和读者对象，反复考虑，改进设计，在不影响版面清朗悦目的前提下尽量节约用纸，避免浪费。如果在校样上发现有一页只排一两行字，就想方设法压缩掉这一两行，省出这一页纸来。他告诉我们，一本书如果多费一页纸，如果印三万册，就要多用一令纸；他还告诉我们，封面上如果留着白地，就可以多一种色彩，少一个印次。他经常考虑的是节约国家的物资，减轻读者的负担。他心里总是装着读者，为读者服务，向读者负责，这就是一位老编辑言传身教的一条基本原则。
我们从启蒙到参加工作，接受过许多老师的教导，调孚同志是我们最后一位老师。他不仅教给我们当编辑的业务知识，而且还教给我们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从1958年到中华书局以来，我们始终和调孚同志在一起。其后，傅璇琮在1964年因为工作需要参加了“二十四史”的点校，沈玉成在干校结束时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回到中华书局，现在留在文学组的就是程毅中一个人。但是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还能承担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确实和调孚同志所花在我们身上的心血是分不开的。在下放劳动了三、四年之后，我们先后从干校回到北京，这时调孚同志却早已离开北京了。他虽然被迫退休，他的心却一直惦记着古籍出版工作，惦记着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每次给我们来信总要殷殷询问。我们理解他的心情，给他复信的时候也总是尽量多讲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去年，中华书局决定重印他的旧作《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今年校样排出寄送给他，其时他的病情已经严重，神智也不怎么清楚了。当他在病榻上见到校样，还用他的乡音对他的家属说：“开心，开心。”现在这本书即将出版，调孚同志在天之灵如果有知，想来是会更加欣慰的。
徐调孚同志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薪尽火传，我们相信，他所编辑出版的书是会传下去的，他的为读者服务、为出版工作献身的精神也是会传下去的。
《回忆中华书局·下编》，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