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1915～2008），山西襄汾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20年代中期到太原上中学，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193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入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1946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1948年出狱后以著译为生。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历任中文系教授、图书馆馆长。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平反。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是“七月派”重要作家之一；后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晚年以回忆录《狱里狱外》在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狱里狱外》、《劫后文存》、《雕虫杂技》、《余年笔墨》等，译有《俄国文研究》等。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92岁。 四进监狱
贾植芳曾经说过：“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实“写”得够端正的，以至于一生似乎“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知名学者钱谷融说：“我和贾植芳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赏的朋友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率、风趣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则说：“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三言两语实在无法说清。
由于天生傲骨，贾植芳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贾植芳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在监狱里他也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他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竟然怒砸饭碗，大叫“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这件事情后来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心”，他的伯父吓得赶紧用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他保了出来，还花钱为他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文凭，送他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的贾植芳，与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进。到日本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警察登门“拜访”说：“您以后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来照料，请多多关照！”后来日本警察甚至由对他暗中监视变为了明目张胆的搜房。在日本呆不下去之后，贾植芳就回国参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留日同学训练班，后来在徐州搞策反时，终于被抓进了日伪的牢房。1947年，他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贾植芳拒绝了仕途的诱惑，选择了回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第四次走进监狱。
第四次进监狱，是因为胡风。
贾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过书信与胡风结交的。他在神田的内山书屋，看见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人与学习丛刊》，贾植芳就将小说《人的悲哀》投给了丛刊，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费和主编胡风的来信，从此跟胡风有了书信往来。回国后，贾植芳辗转各地，跟胡风始终缘悭一面，但书信从未断过。直到1939年，贾植芳到重庆一家报馆谋事时，胡风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终于找上门来，并带来了贾植芳在抗战前线时所写文章的稿费，两人从此建立了友谊。
在重庆期间，贾植芳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杂文，矛头大多指向国民党政府。1947年，贾植芳被国民党政府关押时，在狱中就有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在“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说不认识，而到了1955年“不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还吟诗说是“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那时正是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一天，当时的上海高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他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贾植芳回答说，胡风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局长大怒说，“你还为胡风辩护！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贾植芳针锋相对地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高教局长最终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后10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势有所变化，贾植芳的问题才被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但贾植芳自己并不知道。一天，贾植芳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在法院里他听到法院宣判说“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伏法”，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此后，贾植芳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但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贾植芳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正直、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
伉俪情深
贾植芳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上世纪80年代末，夫妇俩都是70开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后来还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打圆场”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啼笑皆非之余，贾植芳才突然想到，他和任敏之间，确实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但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经历了半世飘零，总算过了十多年安稳、幸福的生活之后，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汇来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2002年11月末，任敏病故，在妻子的追悼会上，贾植芳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照一声又一声，“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让周围所有人无不潸然泪下。
2008年的春天，贾植芳追随任敏而去。“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贾植芳的一生，也许就是对学者朱学勤这句话的最好注脚。
学术生涯
深刻观察 批判锋利
贾植芳的学术生涯，起始于1948年底。他写作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社会学著作《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尝试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灭亡命运作出总结，并对中国社会走向新生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作出警示，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思想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关怀和批判锋芒。此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后，一年之内销行三版，受到读者欢迎。此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知识关怀的治学思路，虽然由于写作的长期中断，未能在贾植芳日后的学术活动中得到充分发展。但在其平反复出后撰写的回忆录《狱里狱外》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向更深刻的层面掘进。
开拓学科 奠定基础
1952年，贾植芳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受命主持新组建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拓荒工作。此一时期他对该学科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学科架构、课程设置和人员调配等基础组织工作方面，为复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日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55年以前，贾植芳还承担了大量的基础课程教学任务，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出了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世界文学作品选读、俄苏文学等新课，培养了多位成就显著的知名学者。1983年，贾植芳复出后，在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探索方面，再度成为领军人物。
勤奋写作 竭诚编著
1955年以前，贾植芳以高昂的工作热情从事他的学术拓展，连续出版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等六部译著，发表了一组介绍尼采、拉伯雷、果戈理和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文章。复出后，他先后参与主持编纂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大型资料丛书，并亲自承担了其中《巴金专集》、《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文学研究会资料》、《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等书的编选，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工作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同时，贾先生还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回忆录《狱里狱外》、《解冻时节》以及散文集《历史的背面》等。
世纪转身
贾植芳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他的朋友胡风，曾经赋诗赞他说：“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其实，对于生老病死这种事情，贾植芳先生向来都看得很超脱，他说他常常到火葬场参加告别仪式，“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唯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