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唐五代时期浙东文人空间分布研究
作者:蒋 荣
单位:天夏科技集团策划部
内容提要:在唐五代时期浙东占籍文人不断增多的同时，浙东联唱的举办和唐诗之路的开拓等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当时浙东地域文化的飞跃发展。对于唐五代时期浙东的文人空间布局问题的研究，需要将当时浙东的占籍文人和客居文人结合起来研究，并将研究对象由单一的诗人或史传人物扩大到包括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进士在内的整个文人群体。同时，在研究人物地理时，不能单一按文人数量来研究，而要将各地区文人的影响系数同人口发展情况结合起来研究。
关键词:唐五代时期 浙东 文人空间布局 人物地理
正文:
一、导论
唐时的浙东的概念与当前的浙东有很大的不同，安史之乱后，江南东道解体，形成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浙东地域与浙东观察使辖区相当，即当时的越、明、台、婺、衢、处、温7州1，包括当今的浙东、浙中、浙西南等大片区域，与当代的浙东区域有着较大差异2。
六朝时，浙东地区的文化发展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数百年间，浙东本地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文人。但到两宋期间，浙东地区的文化已经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文化名人辈出，在当时属于文化发达区域。这种巨变并非偶然的，应该说，正是唐五代时期的过渡，才使得浙东地区文化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所以，唐五代时期是浙东地区文化得到真正开发的第一个时期。文人的增多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唐五代时期浙东文化的发展，就可以从文人数量、影响系数、布局的变化上来研究。
最早对唐五代时浙东人物分布进行专门研述的，应是明代兰溪人胡应麟，他在著名的诗学理论专著《诗薮》中曾说：“唐诗人千数，而吾越不能百人，初唐虞永兴……越州：虞世南……台州：项斯……婺州：骆宾王……”，对浙东各地的诗人进行了一些专门的论述3。尽管胡应麟在论及浙东诗人分布问题上有着一定的开创性，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资料来源的限制，他所列举的浙东各地诗人是并不完全的，研究的文字也不足千字。而对于唐五代时人物空间分布进行专门研述并取得一定成就的，主要还是当代的史念海、陈尚君、叶持跃、戴伟华等人。
同时，关于唐五代时期人物占籍问题，《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十国春秋》等史书中的人物列传中都有相关记载，《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唐五代词》、《全唐文》等诗文总集在作者介绍部分也都提到了相关作者的籍贯问题。但是，正史和各类诗文总集都只是记载了相关人物的籍贯和一些行迹，都还只是对唐五代时期诗人的籍贯和行迹进行记述，只能当作考证唐五代时期文人籍贯的参考资料，并不能就此进行专门的研究。今人虽对唐五代时期人物空间布局问题有过不同层面的研究，但多数研究者都是对整个唐代进行宏观研究，微观深入并不够，在研究过程中，或仅以占籍为文人分布的主要依据，或将研究视角单一定位为诗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笔者有意以唐五代时期浙东的文人空间布局问题为实例，把当时浙东的占籍文人和客居文人结合起来研究，全面注重文人在不同区域流动的特征，将研究对象由单一的诗人或史传人物扩大到包括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进士在内的整个文人群体，并将文人按影响力不同加以区分，按不同地区文人影响系数和人口数的不同来研究文人空间布局问题。
二、浙东占籍文人的分布
浙东地区在唐时尚属于“智化未开”之地，因而，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也不多。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考出唐前期（756年之前），浙东共入传的仅11人，唐后期（756年之后）浙东入传的仅12人4。而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证》一文中，考出唐五代时期浙东7州共有诗人75人，按年代划分，属唐前期的诗人却仅有14人，其中8人就分布在越州，而在台、明2州，所有的诗人都是属于唐后期的5。尽管史念海和陈尚君在这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工作，但是，文人的概念是并不等同于诗人，也并不等同于史传人物，诗人只是文人的一部分，而史传人物中未必都是文人。所以，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结合雍正《浙江通志》、《两浙著述考》、《浙江方志考》、《浙江人物志》、《十国春秋》、《全唐五代词》、《诗薮》等书的相关内容，以及部分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文科进士名录，将唐五代时期浙东7州占籍文人的名单整理出来，并按籍贯地进行归类，制作成表一。
注：标准字体代表前期人物，黑体代表后期人物，姓名无考者不计入；本表所列的人物是按当时的区划为标准，如萧山归入越州，宁海归入台州。
资料来源：[1]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2]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3]宋慈抱、项士元《两浙著述考》；[4]洪焕椿.《浙江方志考》；[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6]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7]胡应麟.《诗薮》；[8]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清雍正朝《浙江通志》标点本（6）；[9]各县市方志相关内容。
前人在研究诗人群体时，都是将留有诗歌作品的人物才当作诗人，但在唐代以诗文取士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明经、进士，事实上都属于文人的范畴——虽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并没有诗文传世。在佛教兴盛的唐代，许多僧人又兼是诗人、词人、科学家，浙东是诗僧众多、佛学昌盛的地域，那些有佛学理论传世的僧人，都应当作文人。此外，《全唐诗》等书中留有“范氏子”、“若耶溪女”、“ 越溪杨女”、“越中狂生”、“赤城隐士”、“白云先生”等一批具体姓名无考的文人，他们很可能就与那些有名有姓的浙东占籍文人是重复的。所以，在表一中，笔者将留有名字的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文僧、进士都当作文人，具体姓名无考的文人都不再计入，而对古籍和今人研究有异者，一般以今人记载为准。
结合表一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浙东各地的文人数量，远远超过了史念海和陈尚君的研究范围。同时，从表一中也可以看出，浙东不同区域的占籍文人出现了明显不平衡的分布现象，越、婺、台3州的占籍文人数量明显偏多，但明、衢、处3州占籍文人的数量却明显偏少，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占籍文人数量差异相当大。
三、浙东客居文人的分布
对于唐五代时期客居文人的问题，虽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但真正开展研究的却很少，因为按目前的文献条件，我们并不能详尽地考述出每位文人的行迹，也无法全面了解客居文人对当地文化影响的深浅。然而，由于唐五代时期浙东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零星的材料中发现浙东客居文人的行迹，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唐诗之路”所涉及的文人和严维、鲍防《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中涉及的文人。
（1）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据研究，浙东“唐诗之路”指的是一条始自萧山西陵（今西兴）、经浙东运河、古纤道、鉴湖，转入曹娥江、溯剡溪、到天台山华顶峰、经国清寺至新昌为主要路线的唐代诗人往来比较集中的古浙东旅游路线6。按竺岳兵等人的考证，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51人，都曾走过这条诗路，而综合这451位诗人来浙东的年月、路线、交友、事迹、古迹、动因等7，可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足迹遍及浙东，尤其是剡溪、天台山等地，几乎为所有诗人踏足。而在这些诗人中，在唐诗历史上影响较大、与浙东“唐诗之路”关系较为密切的客居文人就有百余位。不难看出，当时的浙东山水已经成了吸引文人游历的重要文化资源，而诸多游历浙东的客居文人又成了推动浙东地域文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
（2）浙东联唱的举办。唐时严维、鲍防所结集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以当时浙东联唱集会为基础，收录了一批不为人知的浙东客居诗人，但由于该书在当代已经失传，我们难以窥其全貌，只能从今人贾晋华、金陵生的研究中加以参照，考出有姓名可考的文人38人（其中2人无姓，2人名字记载有异）8。鲍防是湖北襄阳人，与谢良弼合称“鲍谢”，当时在越州做浙东观察使薛兼训幕府，据记载，他是当时浙东实际决策人物，但这位在唐代诗坛中并无多少影响的诗人，在客居浙东时，却与当地文人严维举办了一次对浙东文化发展有着历史性影响的盛会9，而且，结合表一还可以发现，浙东联唱中留有姓名的38人中，除了严维外，全都不是浙东人。可见，客居文人已经对当时浙东文化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3）对海外文化的影响。浙东“唐诗之路”虽是二十世纪末才为人提起，但由于浙东“唐诗之路”在客观上已经影响了浙东文化的发展和唐代诗歌的发展，故在当代，人们也赋予了“唐诗之路”新的寓意，认为“唐诗之路”一定程度上成了诗人凭借浙东山水和丰富的文化底蕴的感性材料、将想象和情感进行概括和集中而喷发为诗的思维过程10。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浙东“唐诗之路”不仅对浙东的地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了海外文化，据肖瑞峰先生研究，浙东“唐诗之路”就对日本的汉诗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平安朝11诗人藤原通宪、藤原有国、大江匡衡、藤原公任、源为宪、藤原明衡、藤原有信等，都写过关于浙东山水的诗，而日本当时诗坛的泰斗菅原道真也用诗歌吟咏过天台山的刘阮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遣唐使制度已经废除的情况下，这些诗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来过浙东的，他们所有的诗作的灵感都源于个人的意念12。可见，当时浙东的地域文化已经在海外产生了实质的影响，公元805年，最澄将天台宗从浙东传到日本，可以说是当时处地偏远的浙东的地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达到极致的一个事件。浙东地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看似与浙东客居文人的分布毫无关系，但是，却在客观上表明了浙东文化的深远影响，已产生了一批精神上客居在浙东的文人。
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和张兴武主编的《五代十国文学编年》，是目前可见的对唐五代时期文人行踪记载最为详尽的两本专著13，结合二书以及两《唐书》、两《五代史》、《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各地方志人物传记等资料，我们大致可以考出唐五代时期各类文人在浙东的行踪，根据这些文人行踪资料，笔者制作成表二。
由于浙东观察使是当时浙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中绝大读书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所以笔者将他们在越州一栏中归为一类独特的客居文人。同时，由于浙东联唱所涉及的文人是一个相对独特的文人群体，笔者也将他们在越州一栏中另归为一类。鉴于不同的客居文人对地方文化影响的强弱，笔者在表中将普通的客居文人与对地方文化影响较大、影响特别巨大的客居文人区分开来。
结合表二不难看出，在唐五代时期，浙东地区的客居文人对地域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元稹、鲍防等人在浙东的政治、文化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时，浙东的文化就得到空前的发展。而诸如李白、孟浩然、杜甫等一批知名诗人到浙东山水进行游历后，浙东文化就如同经受了一次重大刺激，不仅出现了成群的游历文人，更衍生了一条“唐诗之路”。据王雪玲的研究，在整个唐代数百年间，流人遍及全国各偏远地带，但当时处地偏远的浙东七州，却从来没有成为流放地14。这至少说明了在唐五代时期，浙东所出现的大批客居文人，大多数是主动前来浙东的，而并非是被强制前来的，贬官只是文人客居浙东的一个因素，浙东文化本身所具备的吸引力是浙东出现大批客居文人的关键。
注：标准字体代表前期人物（影响系数为1），黑体代表后期人物（影响系数为1），加横线表示对地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客居文人（影响系数为2），加框表示对地方文化影响特别巨大的客居文人（影响系数为3）。
资料来源：[1]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全四册）；[2]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第78页；[3]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4]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人物简志》；[5]贾晋华.《<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补考》；[6]“浙东唐诗之路”网站（http://www.cntszl.com/）；[7]各县市方志中人物传记的相关内容。
四、浙东文人空间布局问题研究
要研究浙东文人空间布局的演进问题，就要涉及以下到几个问题：首先是如何准确划分占籍文人与籍贯的关系；其次是如何确定客居文人的地域归属；第三是如何划分影响力不同的文人。因为在研究文人空间布局问题中还存在着以上一些问题，故笔者在表三中对浙东不同地域的文人进行分析和归类。唐五代时期，文人群体庞大且影响力存在着重大差异，故尚永亮、张娟就对唐代诗人的按知名度进行了分类15，叶持跃也按唐诗选本对诗人的入选频率对诗人进行分类16。综合叶持跃、尚永亮等人的研究，浙东主要有影响力的占籍文人有越州的贺朝（丁等）、万齐融（丁等）、虞世南（乙等）、贺知章（甲等）、秦系（丙等）、吴融（甲等）、释清江（丙等）、释灵澈（丙等）、严维（乙等）、朱庆余（乙等），婺州的张志和（丁等）、骆宾王（甲等）、释处默（丁等）、释贯休（乙等），台州的罗虬（丁等）、项斯（乙等），明州吴商浩（丁等）。
笔者考虑到张志和在词中的影响，任蕃、寒山在诗歌上的影响，杜光庭、叶法善在唐代文化上的影响，释德韶、释良价、释玄觉在佛学上的影响，王叔文在政治上的影响，楼颖、徐安贞在地方文化上的影响，将他们的层级再向上提升一级，即张志和由丁等变为丙等，其余诸人都变为丁等。徐铉、徐锴二人原籍绍兴，在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但今人一般将他们当作金陵人，与浙东文化没有实质联系，故笔者将二徐当作浙东普通占籍文人对待。
在估算影响系数时，笔者将普通的占籍文人影响系数记为1，丁等文人影响系数记为2，丙等文人影响系数记为3，乙等文人影响系数记为4，甲等文人影响系数记为5。同时，针对客居文人在浙东居住时间普遍较短的情况（一般不足十年），笔者根据不同客居文人影响上所存在的重大差异，将普通客居文人的影响系数记为1，将对地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客居文人影响系数记为2，将对地方文化影响特别巨大的客居文人影响系数记为3。这样，就可以将占籍文人和客居文人结合起来研究，而唐五代时期浙东7州文人前后期的数量和影响系数也可以推算出来了（详见表三）。
注：表中的前后期以756年为界。
资料来源：[1]尚永亮、张娟.《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2]叶持跃.《根据46种唐诗选本统计出的唐代著名诗人》；[3]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全四册）；[4]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5]各县市方志相关内容。
结合表三可以看出，在后期，浙东各地的占籍文人的无论是数量还是文人影响系数，都比前期有了显著增长。文人数量的增长和文化影响力增长最为迅速的婺、台、越3州，前期和后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处、温、明3州虽然由于区位条件差异，占籍文人数量和文化影响力的发展速度没有越州和台州那么快，但后期都比前期有了一定发展。衢州由于前期可考的文人数量较多，后期可考的文人数量有限，所以占籍文人的增长近乎停滞，但衢州后期有很大一部分文人的姓名已经无法考证，事实上后期仍应比前期有较大发展。
除去本文统计不确切的因素，从表三中就可以说明，唐五代时期浙东地域文化对本地人才的培育能力和对外来人才的吸引能力总体上是平衡的，但不同州之间占籍文人和客居文人却差异明显。越州的客居文人数量、影响系数还有增长速度，都高居浙东各地的首位。台州、婺州的客居文人数量增长较快，但与越州仍有明显的差距。这说明，越州在浙东的文化中心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但在浙东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若干个文化增长极，浙东的区域文化呈现多元繁荣的态势。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浙东7州地域共有9.32万户，占了浙江总人数和总人口的61%，到天宝十一载（752年），浙东7州总户数则为22.15万户，占今浙江区域总户数上升到65%，而同时，浙东7州的行政面积一直占浙江的75%左右17。将浙东各地文人发展情况与当地的人口增长情况结合起来比较。可以发现，在初唐到盛唐的近150年间，浙东地区人口大增的时候，其人才数量还是明显偏少，而在中唐到晚唐直至五代这近200年内，浙东各地人口虽普遍比盛唐时减少（台州除外），但占籍文人数量和客居文人的数量却较以往大大增加了，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更是大幅上升。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台州、婺州、处州，人口数量和文人数量的发展都比文化发达的越州要更快一些。这不仅说明在唐后期以来，外来人才的流入与本地文人的增多，直接促成了浙东文化的兴盛，同时也更说明了浙东在传统的文化中心越州之外，浙东已经形成了多个文化增长极，浙东文化多元繁荣的局面已经形成。
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整个唐五代时期是浙东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原地区由于安史之乱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初盛唐时期是中原文化最为光辉的时期，在中晚唐和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虽未被动摇，但却在江南地区和西蜀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浙东地区在后期文化实现快速发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唐五代时期的文化繁荣点（增长极）已经在自西向东转移，文风东渐的趋势相当明显，浙东各地占籍文人的不断增多和客居文人的大量涌入，则是文风东渐的重要体现。
五、结论
从唐五代时期浙东文人空间布局的演进情况可以看出，在唐五代时期浙东经济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浙东地区的文化实现了第一次快速发展，这种文化上的兴盛是浙东地区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使当地文化得到较快发展的结果，也是由于浙东山水文化的开发吸引客居文人振兴教化的结果，故将占籍文人和客居文人结合起来研究浙东地域文化的发展，其意义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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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蒋荣.从唐五代浙东文人分布变化看当时文风之东渐[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5（2）：95—96.
注释：
1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志第十八地理一、《新唐书·地理志》。
2唐时浙东地域大致指今浙江的绍兴、宁波、舟山、台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8市、杭州市萧山区这一大片区域，而当今的浙东地域仅包括绍兴、宁波、舟山、台州4市区域。
3据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唐上”；俞志慧.唐代浙东诗论略[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1）：14—22.
4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430—431、446—447页.
5见《唐代文学丛考》一书159—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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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竺岳兵.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4.
8贾晋华.《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考述[J].文学遗产，1989增刊，99—107；金陵生.《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补考 [J].文学遗产，1995
（1）：105；贾晋华.《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补考[J].江海学刊，1991（1）：190.
9据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78页.
10“浙东唐诗之路”网站（http://www.cntszl.com/）.
11日本平安时代是从桓武天皇784年决定迁都长冈（今京都市）时始，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止的时期，相当于我国唐中期到南宋中期.
12肖瑞峰.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J].文学遗产，1995（4）：37—46.
13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全四册）[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4见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4）：79—85.
15尚永亮、张娟.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J].文学遗产，2003（6）：50—59.
16叶持跃.根据46种唐诗选本统计出的唐代著名诗人[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6）：29—32.
17这里浙东地域所占的面积、人口比例都是根据当今的浙江省行政区划范围推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