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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
2010-06-10    钱茂竹    浙东唐诗之路    点击: 7605

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
钱茂竹

    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总是有其客体和主体的多种原因,而且往往是这两者天然的和必然的结合。唐诗之路,作为唐代文化生活特别是诗人生活、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现象,也离不开这个规律。何以浙东能作为唐诗之路的主要地区,能吸引唐代众多诗人墨客源源不断,联翩而来?这不仅与当时各种社会条件和诗坛风尚有关,更与这个地区本身存在着深邃的文化底蕴有关。本文拟就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提出浅见,以求正于方家。



    首先是浙东存在着独特而巨大的区域文化优势。
    浙东,在两汉以前,似乎仍被视为蛮夷地区,其文明水准在全国是默默少闻的。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扭曲。早在远古时期,这个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有着灿烂的文化,而且不少方面表现出与河洛文化不同的东南文化与沿海文化的特色。
    第一,光辉而丰富的河姆渡文化是唐诗之路的基因。余姚河姆渡文化为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远远早于半坡、龙山、大汶口文化。可见浙东本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灿烂中华的一个摇篮。至唐代全国一统,于是敞开神界,此处的奇光异彩,使人惊心夺目,如一个磁场,吸引着人们接踵而来。
    第二,生动而有趣的有关舜禹传说,为这个地区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引人的色彩。古人云:古有三圣,越占二焉。作为五帝之一的舜在浙东活动,留下诸多足迹与传说。《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会稽旧记》:“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又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又有百官地名,《水经·渐江水注》引《晋太康地论》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此外有握登山、历山、舜井、姚江、舜江、舜王庙等地名与传说。至于禹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则更多。据《越绝书》载,禹来绍兴,至少两次。“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此为治水平九州之时,其时大越一带还有许多传说,如禹杀防风氏于刑塘,此处后来雅称为型塘。禹遗草履于桥下,后人感念其功称此桥为夏履桥。禹娶涂山氏之女名女娇,婚后四天即启行治水。涂山在全国多处,其一在“山阴五十里,检其里数,似其处也”(《艺文类聚》卷八引孔晔《会稽记》)。又有禹治水,“毕功于了溪”说(高似孙《剡录》卷四)等等。第二次即其为夏王之后。《越绝书》曰:“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会稽。”可见又是做了大量于国于民好事之后,才撒手西归的。《史记·夏本纪》云:“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葬会稽,《孟子》、《吕氏春秋》等多有论述,自古不疑。禹为古代治水英雄,他奠平九州为全民族生息繁衍打下了基础;禹又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他为这王朝的第一个王;禹又与尧舜一起为古代三圣之一,他所表现出来的公而忘私,艰苦卓绝,敢于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瑰宝,因此他与越地、与浙东的密切关系就越来越成为后代人关心和研究的题材。他在越地的足迹更多,如会稽、禹陵、禹会桥、禹溪、禹粮山、禹穴、禹庙等等。所以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竟然千车万骑,从长安出发,不避风霜之苦,到了浙江又甘冒波涛之险,直到大越,“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而开创了皇帝祭大禹的历史。秦始皇这样对待大禹,表现了统治者心目中禹的形象和位置。而司马迁亦在他三次漫游中“登会稽,探禹穴”(《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也路远迢迢从长安出发跨山涉水直奔越地而来,目的是探奇掠胜,了解这块颇具神异色彩的地方。舜禹的传说无疑也给唐代诗人以巨大的吸引,而且亦与神话一样,是文艺的武库,创作的津梁,使人振翮远翥,飞绝六合。
    第三,慷慨而壮烈的勾践兴国复仇、北上称霸史实,使古人对这个地区既具敬畏之意,也生好奇之心。《史记·越王勾越世家》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他与吴国之战,开初只“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但后来他却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认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经过20年努力,终于一战而平吴。且引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这是一个历史奇迹,引起世人瞩目。还在勾践准备复国之时,孔子闻之,即派子贡访问吴越两地。《吴越春秋》专有一章记述其事,表达了子贡对夫差、勾践、伍子胥、太宰嚭和文种、范蠡等人深刻的评价。子贡访越,可说是北方学人第一次对浙东的访问与考察,带来了北方的新鲜空气。后来吴越相争的事实果如子贡所预料的那样:当吴与齐晋作战之时,吴之骑士锐兵、重宝车骑均“弊于齐”,“尽于晋”,使越君“制其余矣”(《吴越春秋》卷五)。这样,就更扩大和神化了这次访问的成果。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故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越地的范围,经过后人的演绎与发挥,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就是自强不息、转败为胜的奋斗精神,坚毅沉着、团结进击的生活信条。而勾践是禹之苗裔,则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又是同出一源、同本共祖,于是更引起了后人包括唐人在内的无限敬意。
    第四,南北朝时,由于北方争战不息,兵连祸结,北人大量南迁。这样,不仅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黄河流域发达的中原文化。这种文化与浙东地区文化一经结合,就迸发出灿烂的火花,于是数百年间浙东成了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尤其是南迁士人不仅在政治上握有势倾朝野之权,在思想文化上也是公认的领袖。于是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一起组成了一个连续200余年的会稽文人集团。这个集团的人物各有建树,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都达到了当时全国领先的水平,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的影响。
    会稽文人集团的出现,实际上是北方文化与浙东地方文化的一次结合,是一次大规模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与结合显然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由于经济的发展,当时会稽可与建康相提并论。“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它是南朝各代的大后方。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伴随山水诗而对各种游历生活的热衷与向往,更给诗人们以极大的启示:要学习山水诗,就要寻胜问幽,爬山涉水,就要如谢康乐那样,足迹寄于山程水泽中。
可见,南北朝时期,北方文人向南方的移动,并由此产生的南北方文人的结合,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是唐诗之路的先声和先驱。而这种交流与结合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地区文化的内涵,加强了浙东文化近期的区域优势,于是到唐时就自然出现了更大规模文化访问活动,诗人探胜游历比肩而至。所以唐诗之路的出现是这个地区本身存在着的远期和近期文化优势的产物,它有一段较长的酝酿过程,到唐时条件成熟,遂成现实。



    浙东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是形成唐诗之路的一个客观条件。
第一,浙东地区北濒杭州湾,南连会稽山、四明山区,在广阔的平原上,河湖交错,江流纵横,是一个水乡泽国;丘陵山地中,佳木葱茏,绿树掩映,是一个天然乐园。自东汉会稽太守马臻营造镜湖后,这里出现了一个周长358里、面积为206平方公里的大型人工湖。它与剡溪、姚江等相连接,进一步改观了这个地区的山水风情,使浙东地区呈现水木青华,山川映发,平畴远风,一派胜景,出现了为黄河流域不可多见的旖旎风光。南北朝时,众多文人接踵而来,并且以最美丽的语言讴歌这里的湖光山色。《世说新语·言语》篇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是著名画家顾恺之的评论。又载,王之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王羲之云:“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在《兰亭集序》中写兰亭风光:“此处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流水激湍,映带左右。”孔晔《会稽记》写会稽山水:“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写注。”这些人可说是唐人东游的先导。难怪孟浩然在《渡浙江问舟中人》诗中要写出迫不及待的心情:“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时时引颈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真是恨不得一步踏上这佳山秀水的越中大地。李白到剡中也表达了这种喜不自胜的感情:“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杜甫在《壮游》中表述了多少年前游历越地的依恋之情:“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第二,浙东大地沃壤千里,气候温润,镜湖水利功能到南北朝时期达于最佳状态。当时水乡村落互相接连,境内无荒芜之田,田无旱涝之忧,人口繁密,士庶耀富,尤其山阴县成为海内名邑。东晋成帝时,朝廷曾一度议论将国都迁于会稽的问题。建都固不成,但至南朝宋孝武帝建元年(454),浙东的会稽、东阳、永嘉、临海、新安五郡设置了东扬州,而州治就设在会稽,到南朝宋大明三年(459),又一度将扬州州治从首都建康移到南朝宋大明三年(459)会稽,可见整个南北朝期间,会稽俨然与建康东西对峙,南北呼应,成为全国两大都会。到唐时,这种情况,未有改变,会稽在全国的影响有增无减。当时浙东一带盛产“越绫”、“越罗”,品质优良,品种丰富,花色繁多,多次被列为朝廷贡品,唐末时朝廷每十天就要向越州征调越罗15000匹。白居易《缭绫》诗中尽情赞美了越绫织工精巧、质地纯良情况:“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盛行饮酒品茶之风,而浙东的绍兴黄酒已名传全国,日铸茶已为江南草茶之冠。宋初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评道:“两浙之茶,日铸第一。”有着上述地理和经济的因素,浙东作为唐诗之路是在情理中之事了。
第三,以交通条件讲,浙东是比较方便的。东晋时,会稽内史贺循利用山阴古水道,开辟了自浙江至曹娥江的西兴运河,它又与上虞以东的运河和姚江、甬江相接,可以直达明州。这样从浙江开始可以接通东海之滨,舟楫往返顺畅,水上航运方便,这就是著名的浙东运河。隋时,为迅速转运江南财物,大业六年(610)炀帝开凿了自京口至杭州的江南河。江南河与京口北的北运河连接,构成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并在河沿两岸修建了许多可供住宿和换马的驿站。这样从北方南下,从黄河、淮河、长江而东的游人商贾、诗客才俊可以直达杭州,转浙东运河而至越州,到曹娥江而溯流达剡中、天台诸胜;或再向东到余姚、明州,南向而至奉化天台,形成了一个直角形或环形的风景游历线。在这条令人神往的旅游线上,有许多水陆风光可供人欣赏,又有许多人文景观、名胜古迹供人瞻仰。这对崇尚漫游之风的唐代诗人来说真是踏破铁鞋的理想之处,也是千载难逢的最佳时机。对这个地区的山水地理、土宜物产、动物植物乃至人民起居,谢灵运在他的山水诗中作了生动的描述,在《山居赋》这篇名赋中更作了详细的介绍。谢灵运是唐人崇敬与钦慕的人物,他的山水诗给他们以深刻的启示:有山水胜景的观赏,方能写出如绘如画的山水诗作。而他的诗作、散文无异是一份导游图,引发和指导唐人到浙东来寻山问水,赏景会幽。
第四,在当时和平生活的条件下,对大漠朔北的喜爱已不及对水村山郭的追求,而琼崖闽台又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是浙东就成了“众望所归”。不仅如此,浙东又濒临东海,沿海的风情与一般平原、山村风情比,更具特殊的吸引力,使在内陆生活惯了的诗人情有独钟,心向往之。且自三国以来,浙东首先与海外交往。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浙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浙江丝织物除由广州输出外,大多从今宁波输往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这些情况,使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时代责任感的唐代诗人尤感新奇,来浙东领略沿海风光、海外风情成了人们新鲜话题,如同今日人们对特区的向往相仿佛,于是唐诗之路自然形成。

浙东地区释道的盛行,又为唐代诗人所共鸣,成为他们访道探胜、思想寄托的理想之地。
第一,东汉时上虞人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认为炼丹之道与周易相通,又与黄老之辞相合,故将炼丹与周易、黄老契而为一。此书为道教经典之一,魏伯阳亦被称为“丹经之王”。汉末于吉为著名道士。《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于吉,“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史传于吉撰《太平经》于上虞,以会稽为中心向四面扩散传道,故浙东民间多信奉于吉,他为道教符箓派鼻祖。可见浙东一带在两汉两晋时就有许多道教代表人物在此活动。他们收徒讲经,望气相面,著述结撰,使这一带充满了丹光符影,仙迹道踪。难怪李白自长安“赐金还山”后,就想到要来天姥山游历,人尚在齐鲁,而其梦已飞渡镜湖,跨过剡溪,直达天姥山,并在那里与众多神仙真人会面了。浙东的道学对李白吸引力何其强大!
第二,天下名山多为释道所占。浙东多名山大川,故列为神仙处所者亦特多。据道藏《云笈七签》卷二七载,道教有天地宫府图,叙洞天福地之所。首有十大洞天,“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这十大洞天,即有三处在浙东:委羽山洞号曰大有空明之天,在台州黄岩;赤城山洞名曰宝仙九室之洞天,在天台县;括苍山洞号曰成德隐玄之洞天,在处州。又有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这三十六小洞中有七处在浙东,即四明山洞、会稽山洞、金庭山洞、仙都山洞、青田山洞、金华山洞等。又有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有得道之所。”这七十二福地有15处在浙东,即盖竹山在衢州,东仙源、西仙源、灵墟在台州,沃洲、若耶溪在越州的剡县和会稽县,天姥岑在越州剡县(今新昌),司马悔山在台州(今为新昌),陶山、三皇井、仙礚山在温州,南田山、玉溜山、青屿山均在东海,大若岩在永嘉县,等等。如此众多的洞天、福地,当是神仙出没之所。道教的浓烈气氛可想而知了,因此为  宗道祈仙者,必来浙东探求。
第三,佛教在浙东盛行不衰。东晋时,与王羲之、谢安为友的支遁长居越州。支遁晚年移居石城山(今新昌县),又立栖光寺(今新昌大佛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又多次往山阴讲《维摩经》,并与另一高人许询互相辩难。“两家不绝”,一时传为美谈。支遁尤精《般若经》,创即色宗,为佛教般若系的六家七宗之一,影响甚为深远。又有竺法潜,字法深,隐迹剡山“追踪问道者,已复结旅山门”,讲经30余载,既蕴深解,复能善说,听者大为信服,晋哀帝好重佛法,多次遣使殷勤邀请至京讲经,竺法潜于御前开讲《大品经》,得皇帝和朝士赞誉。司空何次道曾“遵以师资之敬”(慧皎《高僧传》卷四)。后至剡之东山卬 山建寺讲经,与支遁为友,往返不绝。支遁称其“体德贞峙,道俗纶综”,为“弘道之匠也”。孙绰亦赞其“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旷大之体”(同上)。又有高僧于法兰。《高僧传》叙其“少有异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为业。研讽经典,以日兼夜,求法问道,必在众先。”至20岁,“道振三河,名流四远。”他闻知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于是定居于石城山讲经扬佛,时人比之于庚元规和阮嗣宗。于法兰弟子于法开亦为当时名僧,“深思孤发,独见言表”,又通医法,曾为晋孝宗视脉。他长期居石城寺,常与支遁争辩即色教义,四远闻名。以上高僧聚集剡山与山阴,释佛扬法,朝野悦服,谢安曾评论曰:“深量(即竺法潜对佛学深究之量)、开思(即于法开对佛学的深思)、林谈(即支遁又名支道林的谈说)、识记(即与竺法潜为友的剡山高僧康法识,博通众典,又善草隶,作右军草,旁人莫能辨别)”。一时剡山、石城山为僧众向往之地。其时剡地还有葛岘山的竺法崇。他“敏而好学,笃志经记,而尤长《法华》一教”,东瓯学者,“竞往凑焉”,佛名远扬。始宁山(今嵊县三界)的竺法义为竺法潜弟子,幼而颖悟,“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均同上)曾在京师,大开讲席,宰相王导等均临会听讲,他在始宁山有受业弟子百余人。还有剡隐岳寺的帛僧光又名昙光,“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处山53载,春秋110岁而卒,名传释界,人人敬仰。此外,晋时山阴嘉祥寺的慧虔、山阴显义寺的竺法纯,宋时山阴嘉祥寺的超进、天柱山的慧静,齐时山阴法华寺的慧基、山阴天柱山的法慧,梁时山阴云门寺的智顺等等,均是一代高僧,名传遐迩。特别要提及的是梁时慧皎,会稽人,长期住嘉祥寺。《续高僧传》赞其“学通内外,博训经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撰《高僧传》,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高僧传。陈末隋初高僧智顗居天台山,创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所以天台山一直为佛家弟子朝宗之地。到唐时,佛学鼎盛,此处更为文士诗人晋谒之处。
第四,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浙东也是寺院林立,晨钟暮鼓不绝于耳的地区之一。据《嘉泰会稽志》载,至南宋中期,会稽地区还剩有两晋南北朝时建的寺院71处,其中晋时留存的还有16处,可见唐时佛寺香火的盛大。例如沃洲真觉院,在新昌县东40里。《嘉泰会稽志》云:此寺院“居沃洲之阳,天姥之阴,南对天台山之华顶、赤城,北对四明山之金庭、石鼓,西北有支遁养马坡、放鹤峰,东南有石桥溪,源溪出天台石桥,故以为名。晋白道猷、竺法潜、支道林、乾、兴、渊、支、道、开、威、蕴、崇、实、光、诚、斐、藏、济、度、逞、印尝居焉。”如此众多高僧聚居于此,可以想见沃洲禅院在禅林中之地位,难怪唐大和二年(828)有头陀白寂然来游而恋恋不能去,而浙东道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元稹要在此筑室,白乐天欣笔为此作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白居易举了上述十八高僧外,又举十八高士名人,即戴逵、王洽、刘恢、许元度、殷融、郗超、孙绰、谢万石、王羲之、王蒙等“或游焉,或止焉”。
以上名山宝刹均在唐以前所建,还有道观宫院为数甚多,规模不小。所有这些佛迹仙踪,释光道影,地在浙东,誉驰九州,而在唐时更大放异彩。这对思想较少束缚的唐人来说,具有极大吸引力,对信奉佛道的诗人骚客更是仰之弥高,神往已久。所以浙东地区发达的宗教文化也是形成唐诗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唐诗之路的出现还有文学本身的多种内在原因,其一就是经260多年南北对峙后,到隋时全国统一,到唐时这种统一日益巩固,这样原来南北不同的文风就可以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而浙东本是南朝文学发达之地,这时它就能吸引大量北方文人来此观摩、切磋。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方文学的刚劲、粗犷、厚重就可以成为南方文学的营养,而南方文学的华艳、柔婉、唯美也可补充北方文学之不足。正如魏徵所说:“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同上)因此唐诗之路的形成,如果从南北文化撞击、两股文学潮流汇合的角度观察,如果放在经长期分裂后,必然出现一种统一的中华新文化的结局来认识,则是更清楚、更明确了。这是文学内在发展规律的表现。这种内在需要与浙东地区客观存在着的文化积淀结合,则唐诗之路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这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文学发展、时代需要的必然产物。这是另一个论题论述的内容,因与本论题有一定的联系,故在文末略带提及。总之,浙东唐诗之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它深刻的社会和历史缘由。这种种因素,到唐代时机成熟,就水到渠成式的出现了这一条名播当时、泽被后代的唐诗之路。
(原文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教授)

关键字: 钱茂竹 历史渊源 唐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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