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曾评论说：“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

 

    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刊登的《近代早期欧洲大学与中国科举制度》结尾说：“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固有的语境中探究这一制度的价值，并由此发现它对我们的意义，才是更有难度更有深度的工作。”其实，历史上很多学术名家对于科举制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评论，而且互相交融印证。钱穆先生1951年曾在台湾的考试院作著名演讲《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演讲随即发表在权威刊物《考诠月刊》，收入著作《国史新论》，可见此文之重要。遗憾的是，这些真知灼见和学术成果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科举制度可以消融阶级

 

    钱穆在评价科举制度的主要意义时说：“（二）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得有应考之可能。又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之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此制度预有大效。”（《国史新论》第259页，三联书店出版）钱穆的意思是说，因为每人只要经过个人的勤奋好学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就没有必要聚众起义，或者联合起来争取地位，从而维护皇权。

 

    再查阅更多国际上的资料时，意外发现了马克斯·韦伯的类似观点，他说：“科举制度全面推行，成为世袭君主的一种手腕，用来阻止一个孤立他的等级的形成，否则这个等级会按照藩臣和内阁的作法垄断所有的官俸。”（《儒教与道教》第168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韦伯接着又从微观角度论述说：“追官逐禄者的竞争排除了联合为封建性质贵族的任何可能性；任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合格者，都能济身俸禄补缺等级。”（第171页）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出现在1920年左右，钱穆的观点出现在1951年。他们的观点从中西文化角度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深刻指出了这种考试制度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维护统治。在所有关于科举制度的评论中，这个观点似乎是我们见到的最深刻的和最精当的论述。

 

    二、科举制度可以沿承文化

 

    我们经常会误解科举制度仅仅是一种考试选拔制度，忽略了其传承文化的功能，对此钱穆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必有大批应举人，远从全国各地，一度集向中央，全国各地人才，都得有一次之大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而边区远陬，更易有观摩，有刺激，促进其文化学术追随向上之新活力。”（第259页）

 

    钱穆先生是从知识和思想的角度来论述，其实文化还含有浓厚的道德元素。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在其名著《欧战后之中国》（第60页，中华书局1921年出版）中说：“中国教育的道德传统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因此，尽管这些考试强调纯粹的文学成就，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私塾仍然延续。”他还认为科举制度体现了文化的稳定性，他说：“这些考试既输送学者又提供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考试定期举行，直至引进现代教育制度。”（第59-60页）北洋军阀徐世昌同时是一位大学者，他也说明了我国学术资料之广阔。

 

    大学者罗素对于中国科举制度有个总结也能佐证以上观点。他在《中国问题》（第34页，译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说“科举制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它的好处有：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学者；虽有异族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

 

    三、对两次争论的学术验证

 

    钱穆等学术名家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除了用“开山斧”大处着眼外，还能拿“绣花针”细微入手。使我们能够深入解读近年来两场关于科举制度的重要学术讨论。

 

    一是关于八股文。光明日报引发争论的《楚简〈恒先〉与“八股文”》一文，通过对比楚简《恒先》和八股文，推测八股文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千年以前的战国。

 

    讨论八股文必须探讨其产生的土壤，钱穆分析说：“明、清两代考试内容，均重经义，而又以朱子一家言为准。”“既择定了一家言，则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讲，录取标准又难定。于是于《四书》义中，演变出八股文。其实八股文犹如唐人之律诗。”（第254页）

 

    钱穆认为的八股文起源于明清是史学界公论，但若把眼界放宽，论述科举制度雏形的问题，韦伯猜测说“科举制最初的痕迹似乎可以在后来大约是孔子（与桓公）时代变得独裁了的秦国找到：选拔人才主要看军事才干。”（第169页）这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武状元的来源。

 

    二是科举制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报引发争论的《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据与科学——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一文说：“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要多了解其作用，并给出它一个新的评论，而不是全盘否定，认定它没有价值。”

 

    钱穆曾评论说：“但清末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第260页）

 

    罗素对此也曾警告说：“我希望在赶走外国剥削者和那些他们误称为文明的残忍体制的斗争中，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不致遭到灭顶之灾。”（第34-35页）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这个将近100年前的警告仍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晚年的钱穆先生曾动情地说：“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我哪里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要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此情此景，我们不禁再次缅怀这位自学成才和坚韧执着的一代学人。

任国征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