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通人周勋初
谈起二十世纪学术通人，学者们挂在嘴边的是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郭沫若、胡适、钱锺书……在某些人看来，新中国没有造就出学术通人。事实上，新中国成立至今已五十九年（而王国维只活了五十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老一代国学大师就对学子作薪火之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承，新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通人。据我所知，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勋初教授（1929—），便是新中国造就的学术通人。
首先，他对先秦文学至清代文学以至西学东浙后的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精湛的造诣，并且都有代表性的著作。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有《韩非》、《<韩非子>札记》、《九歌新考》、《释“赋”》、《赋体评议》、《王充与两汉文风》等著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有《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等著作；唐代文学研究有《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李白评传》、《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唐语林校注》等著作；宋代文学研究有《北宋文坛上的派系和理论之争》、《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等论著；对元、明、清文学研究，在《师门问学录》（周勋初和学生余历雄合着）中也有诸多创见；西学东浙后，则有《西学东浙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对当代学术研究，又有《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论文集。周 勋初弘扬我国文史不分家、“文史互证”的学术传统，有《文史知新》和《文史探微》的论著。周勋初不仅重视古代作家作品，而且对文学批评也深有研究，着有《中国文学评批小史》。此外，由他主编或参与编写的有《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全唐五代词》（他是第一主编）、《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唐诗大辞典》，等等。2000年，《周勋初文集》七大卷出版。由新中国造就出来的学人中，享受这一殊荣的，周勋初是第一个。
我们说周勋初是学术通人，还因为他学识渊博，能够回答他带的博士生提出的许多生僻但又关系到文学研究基本功的诸多问题。他带的“关门弟子”，最
周勋初有问必答，体现了他广博精深的文史功力和严谨规范的治学精神。青年学者余历雄并非一般的博士生，读博前，他已有一定学养，所以他提出的问题很有分量，如果不是像周勋初那样从先秦到清代，对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历史都挺有精湛造诣的学者，是很难当场作出完满的问答的。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余历雄问：章学诚《文史通义》是否具有“文学‘战国中心’意识”？周勋初当即对章学诚的生平、学术作了简介，而后答问：章学诚的这个说法有他自己的道理，可以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启发，但不能当作一个“结论”。如果仔细推敲，章学诚的说法也有不通之处。他的例证是：“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然后他从汉魏六朝各种文体的作品中，分别举出一些文章的特点，以证明在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已有这样的特征。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要作这样的“论证”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也不会带来具体的“结论”。其实，章学诚的目的不在“文体论证”，而是探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子、集变迁的“势”。他在追溯文章、著述与文体源流的演变之际，同时也辨析“战国著述”与“后世之文”的继承关系，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周勋初的答问共一千数百字，可作一篇《文史通义》的小论文来读。
余历雄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新唐书》条末有“随斋批注”四字，开头又称“文简”云云。书内亦多处出现“随斋批注”的文字，“随斋”其人为谁？这是个较生僻的问题，不料周勋初又随即回答：上海古籍版《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1987年）附录二载有陈乐素《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一文。陈乐素广 征载籍，考证得清楚：程大昌，谥文简；其曾孙程棨，字仪甫，号随斋，元时人。陈乐素（1902—1990）先生是陈垣的儿子，号称当代中国“宋史三大家”之一，其它二人为邓广铭（1907—1998）与聂崇歧（1903—1962）。
如此实时而又正确的答问，不但是 余历雄折服，也使我们读者对周勋初的学问钦佩不已。
余历雄问：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述刘禹锡、柳宗元品评韩愈《平淮西碑》，其中提及“薛伯鼻修史为愬传”一事，薛伯鼻其人未详。周勋初当即告诉余历雄：我在《唐语林校证》卷二第219条的校勘中指出，“薛伯鼻”当是“薛伯皐”之形讹。薛伯皐即薛伯高，二名通用。这样的精妙答问，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仅此三例，也可见周勋初是怎样博古通今。
周勋初之所以能成为学术通人，除了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学受业于国学大师胡小石、名师陈中凡、方光焘、罗根泽，得益匪浅；并益之于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奋治学外，关键在于他有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他把先秦至清代中国文学视为整体，在整体上加以研究。所以他不像某些学者把中国古代文学切成了一段一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只搞其中的一段，专则专矣，但缺少通体的了解和把握，更没有对他所“专”之外的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再就是他做学问贵在创新，在充分掌握了足够的史料之后提出一家之言。第三，他为文立说尽量向深处开掘，达到较大的理论深度。因此，周勋初成为新中国的学术通人，并非偶然。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即何周勋初相识。1993—1998年，我和他都是江苏省政协委员。每年一次的省政协会议，我都和他在一起。即使是参加政协会议，他议政、参政，谈的也是与学问有关的事。
一代学术，总得由一代学术通人为代表。我希望，新中国有更多的学术通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