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在李白生平出处的有关资料中，〈上安州裴长史书〉[1]是一篇历来极受重视的文献。但很少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明代胡应麟曾怀疑它是伪作，由於所据仅「白本家金陵」一句，他的意见被清人王琦轻易地否定。[2]俟后该文的真实性便很少被当作考虑的问题。1978年郁贤皓发表〈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3]，据以分析李白初入长安的原因，但对该文的可靠与否并未进行讨论。其他研究者亦莫不如此。
事实上，〈上安州裴长史书〉存在的问题绝不止前人注意到的「本家金陵」一处。数年前笔者在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的过程中，曾注意到其中有「少长江汉」的文句，近来对此进行探查，发现该文通篇的空间和时间逻辑十分混乱，不可究诘。与此同时，笔者深感该文的文字异常浅陋，与李白的身份和其他作品的写作水准严重不符。另外，该文还缺乏明确的主旨，行文目标游移不定。由此笔者认为，该文不可能是作者在敍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是一篇地地道道的伪作。兹将以上各点证明如下。
二、「少长江汉」
到目前为止，对李白家世和生长地点的考证一般都是依据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刘开扬根据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奔流咸秦，因官寓家」的文字，认为李白生於长安。[4]
从运用史料的原则而言，刘开扬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将「咸秦」理解为长安也颇符合当时的习惯。但其中仍存在不少关键问题：其一，「少长江汉」一句，刘开扬以为「江汉指蜀地，亦不待言」[5]，然而这一点却於史无徵。笔者研习历史地理学有年，所见史料中的「江汉」从来都与楚地——准确地讲是与今湖北江汉平原一带有关，从未见例外。将此资料中的「江汉」定为蜀地，盖想当然尔。[6]
其二，上引〈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这段文字是一段骈偶性质的文字，其句式很对称，仅将其中的「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引出来讨论是不合适的。这就如同引跛脚诗，有破句之嫌。[7]该段文字的合理标点应该是：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
如此，「因官寓家」的所在便不是「咸秦」而应是「江汉」。文中先后讲到三个地点，分别代表不同的时期：祖上本来在金陵；三百年前因遭难而迁徙，「奔流咸秦」；后又「因官寓家」第二次迁徙，导致其本人「少长江汉」。就是说，遭难是「奔流咸秦」之因，而「少长江汉」又是「因官寓家」之果。在有关移民的资料中，这是常见的敍述套路。
综上，笔者有十足的信心认为，上引文句中唯一正确的地理资讯是：李白「少长」之地在江汉即今湖北江汉平原。考虑到「因官寓家」的时间不明，不排除其出生於「咸秦」的可能。其下文是：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藉书，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
从中看不出任何发生迁徙的消息，只能认为「寓家」后其住地一直位於江汉未变。
得出这样异乎前人的判断令笔者感到十分惊讶，但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仍可以加强这一结论：
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
由末二句可见，所谓「国」仍隐隐然是以江汉为中心的。在唐代，蜀中僻处西南一隅，魏颢《李翰林集˙序》称之「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於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这指的是自然方面；孙樵所谓「西逼于戎，南逼於蛮」则概括了巴蜀一带的人文环境。[8]当时蜀中的对外交通主要是取道峡江和剑门，这两道都有极大的艰险，观李白〈蜀道难〉可以得其仿佛。因此，身处蜀中是不大会简单地以苍梧为南的，就实际形势而言，欲穷苍梧必先出峡；而与出峡相比，「南穷苍梧」根本构不上值得夸耀的资本。如果说作者是蜀人，标举「南穷苍梧」无异於遗大取小，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费解之事。对此更可能的解释是：此处本来就是承接上文，以江汉为地理座标原点而出此言的。
至此，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上述引文中的李白少长之地为江汉。接下来须讨论一个前提：〈上安州裴长史书〉是否出自李白之手。
三、空间与时间逻辑的错乱
早在明代胡应麟便怀疑〈上安州裴长史书〉为伪作，他在《续笔丛》中写道：「凉武昭王之世，南北瓜分已久，即云先世金陵，后迁陇蜀，亦万万不通。盖后人因白侨寓白门而伪为此书。」[9]这是久已为人熟悉的意见。但胡氏只就「白本家金陵」一句而起疑，因而他的看法被清人王琦轻轻化解：「自『本家金陵』至『少长江汉』二十余字，必有缺文讹字，否则『金陵』或是『金城』之谬亦未可知，断为伪作者非是。」今人詹鍈根据「是《书》亦见於《唐文粹》，而此二十余字各本并无异文」，既认定「疑其有缺文讹字亦失臆断」，又支持了王琦的基本立场。[10]由此，为「金陵」一词寻求辩解便成为所有研究者共同的方向。
但是将胡氏举出的孤证否决并不意味著万事大吉。以往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其他的基本事实，即该文前后的时空逻辑。而这无疑是指控该文为伪作的铁证。
詹鍈曾提出：「意者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时年方而立，阅历未深，自道家世，漫无定说。迨年事益长，交游愈广，始一律称陇西耳。」[11]揆之情理，这种情形自不能说绝对没有发生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中敍述自己的少长之地，总不应该漫无定说。〈上安州裴长史书〉在上引「东涉溟海」之后云：
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於此，至移三霜焉。
这段文字令笔者为之目瞪口呆。相如为蜀人，既以相如为同乡，又有「来观」二字，其非少长於江汉可知，此其一。其二，上文已表明自祖上「因官寓家」后其住地一直位於江汉未变，而此文又称「憩迹於此」仅只三年。空间和时间均后先矛盾。
如果说作者在来观七泽之前没有到过楚地，那麼须满足一个条件：文中的「江汉」不指楚地，或者说，李白对「江汉」并不了解，可是这绝对不可能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分明写道：「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12]诗中以「江汉」与「楚」、「云梦」对举，其地理概念无比清晰，即便后文讲到金陵，也有「更」字以示区别。由此可见李白诗中江汉的意涵与传统观念并无不同。总不能说，李白在作这篇文章时（30岁）对「江汉」的地理概念还是糊涂的、到后来写那首诗时（57岁）才弄清楚了吧。「江汉」毕竟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兼地理内涵的概念，不容任意曲解附会，亦不容一个自称「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语）的作者於此不知。
况且，该文还有许多其他也堪称致命的逻辑错误。作者称「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而「遂来观焉」，等於说此前从没有来过楚地；可是紧接下来马上便作出了自我否定：
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於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
所谓「昔」，无论如何应在「憩迹於此，至移三霜」之前。当时既已游於楚、览洞庭，可证上文「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而「遂来观焉」於理不通。这裏面存在着一个多重的相互矛盾关系：除「少长江汉」与「乡人相如」，以及「遂来观焉」与昔游於楚之外，「少长江汉」与昔游於楚也是相互矛盾的。「游」指游历、游览、旅游，不可以用於少长之地。再加上「本家金陵」与「遭沮渠蒙逊难」之间的矛盾，该文在空间及时间方面可谓一派胡言，重重捍格。
另外，既有憾於「故乡路遥」，那麼照理总要尽量往故乡靠近一点。可是，作者在从金陵西返的途中，竟然将友人往东迁葬到离蜀中更远的鄂城之东，除去折返往复的麻烦不论，迁址的选择与「路遥」之叹在语势上也是相互矛盾的——不迁往靠近蜀中的所在也可以，只是那就没有理由兴「故乡路遥」之叹。作者将这两者兼而有之，莫非此时仍以「本家金陵」为言不成？
如果说追述先人事迹有可能传闻失实，那麼敍述自己的少长之地应该不会有差错；进行文学创作有可能昧於时间、地理，记录亲身经历断不至於方位、行程自相矛盾。尤其在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长途旅行旷日持久，舟车劳顿艰辛备尝，我们绝不可低估古人日常生活的知识和能力。〈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时空逻辑错得如此厉害，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作者根本就没有亲身的体验。
四、文字上的纰谬
除了上述的时空逻辑错乱重重，〈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文字也大成问题。上引最后一段文字中有「禫服恸哭」之句，「禫」意味著27个月，在旅途上为朋友服丧如此，这也未免形容太过。又，以「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的身家，竟至需要「丐贷营葬」，细思之下恐怕也不太可能。
近年吴小如先生指出：「在人们的印象中，总以为李白是天赋奇才，其诗豪迈恣肆，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而杜甫才是以学问功力见长，其『语不惊人死不休』乃是『读书破万卷』的结果。其实不然。以我读此二家之作的经验，李白的学问功底也是『无一字无来历』的。他同样也是一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大诗人。」[13]这的确是老成有得之论。笔者读李白〈与韩荆州书〉、〈上安州李长史书〉诸文，深感其文气磅礴，人情练达，辞旨晓畅，造语典雅；而〈上安州裴长史书〉与之迥异，很多方面都不堪深究。
首先最突出的一点是，该文虽洋洋洒洒，却通篇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旨，其行文意图一直变动不居。郁贤皓曾在〈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中有感於「历来的研究者都忽略了此文的主要内容」，他提出：「李白写此文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雪谤」，并认为「当时诽谤李白的罪名性质是非常严重的。」[14]其依据分别是文中的如下两条：
何图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於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
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自屏於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窜海，转死沟壑，岂能明目张胆讬书自陈耶？
应该说，郁先生的结论与依据是吻合的。只是笔者有一事不明：到底是甚麼样的罪名会如此严重呢？观后文有云：
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
览此，又似乎本来没有甚麼事，坏的结果不过是「不许门下，逐之长途」。所谓「不许门下」不可解，由「再拜而去」可见「逐之长途」不过是「黄鹄举矣」的另一种表达，其不可能以罪犯相待可知。而作者的请求是「再辱英盼」，郁先生在上揭文中理解为以便当面声辩雪谤，很难坐实，姑妄听之。然而究竟受到了何种诬谤终未明了。
犹记该文开篇有言：
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论举身之事，便当谈笑，以明其心，而粗陈其大纲，一快愤懑，惟君侯察焉。
如果笔者所见不谬，不妨认为这已是作者自我设定的上书动机，其中并没有与任何受谤之事联系在一起。《唐文粹》将该文收入「忿恚」类，想必其依据在是。可是，写著写著，作者忽然带出「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其目的变成了「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莫非作者在开篇所谓的「愤懑」便指的是「谤詈」？这也实在太离奇了。
姑且假定该文旨在雪谤：既云「自明无辜」，那就表明应该甚麼事都没有；可又说「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似乎事情还是有的，只不过被夸大了。在这裏，「无辜」与「罪当其身」是二者必居其一的。何况，「惟君侯死生」之死与「投山窜海，转死沟壑」之死在涉及科条的问题上也不应该等价，照笔者理解，前者够得上大辟，而后者至多不过长流。以「自明无辜」之身，不愿得偿清白，而只求「自屏於烹鲜之地」，并且莫名其妙地形容那已是「浴兰沐芳」，天下宁有如是之雪谤乎？唯一的可能，只能说作者根本就不是受谤之人，并且也不必有被谤之事，纯粹不过是一场笔墨游戏而已。
除了主旨飘忽，该文的文句也鄙陋不堪。如：
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倚剑慷慨，气干虹霓。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所在之处，宾朋成市。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声於天壤之间，岂不由重诺好贤，谦以下士得也？而晚节改操，栖情翰林，天材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郧国，时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慴群物。
请注意对方官秩不过五品，竟至堆砌了这麼一大堆显然与对方身份不副、且未免有伤自尊的不得体之辞。以往不少人注意到洪迈《容斋四笔》对此的解释：「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15]可是笔者觉得屈伸得实在也太过了一点。尤其是夸赞对方「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月费千金」、「入罗红颜」，已完全是《红楼梦》中刘姥姥的口吻。
这样的文字表达水平与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和〈上安州李长史书〉是大不相称的，请注意那两篇也都作於李白在安州时期。如果说这样的文章出自李白之手，那只能说李白成心要跟后人开一个天大的玩笑。考虑到该文所限定的作者和受书人双方的身分，笔者认为李白要写这样一篇游戏之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毋宁说它是一篇伪作更合乎常理。
五、论余
以上分析都是基於本证。按理说，要是能找到他证，诸如通过版本对校、他校，或直接发现某人作伪，那结果自然更为直观。但是，〈上安州裴长史书〉自北宋初年被《唐文粹》收录后已开始流传，而唐人编辑的多种李白文集其篇目早已不得而知。因此这篇文章的问题要求得解决，其他的方法已无所用之。
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在与李白相关的文献中，类似〈上安州裴长史书〉的并非仅见。例如，历来被视为李白研究第一等重要资料的李阳冰《草堂集序》，其中便颇多自相矛盾之处，前人对该序分析利用的不知凡几，却从未对其中的矛盾提出过质疑。这些问题该如何解释，还须将来进一步探讨。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重温陈垣先生的教诲：「老辈著书，常有本人删去不用的材料，后辈不知，得到几条资料，反以为是新发现，拿来写成『某某书补』，又把作者原已删去的材料给补上，就大可不必了。」[16]笔者为之颇感惭恧。〈上安州裴长史书〉本是胡应麟审定的伪作，胡氏不烦辞费，只拈出其中最荒唐的「白本家金陵」以立论。后人不察，一再翻案，致使笔者写成这篇「胡氏意见补」。不知是否可免於「大可不必」之讥。
2003/5/4初稿，5/19二稿，9/9三稿
张伟然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1544。按，此文各本无甚异文，下所引均同此。
[2] 同上注(1)，页1546。
[3] 郁贤皓，〈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原载《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收入氏著《李白从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39-64。
[4] 刘开扬，〈李白生平及其创作〉、〈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俱见氏著《唐诗论文集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65、77。
[5] 同上注(4)，页77。
[6] 以刘先生之饱学，其以「江汉」为蜀地盖沿清人之误。清人注杜诗，颇有以江汉称蜀中之说，不足为训。
[7]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将「因官寓家」与「少长江汉」以句号断开，使后者连下文为句，亦欠妥。同上注(1)，页1545。
[8] 孙樵，〈书田将军边事〉，收入《全唐文》卷795。
[9] 同上注(1)，页1546。
[10] 詹鍈，〈李白家世考异〉，见氏著《李白诗论丛》，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页20。
[11] 同上注(10)，页21。
[12] 同上注(1)，卷8，页554。
[13] 吴小如，〈李白研究笔谈〉，载《文史知识》2001年10期，页8。
[14] 同上注(3)，《李白丛考》，页47。
[15] 同上注(1)，页1554。
[16] 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页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