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成果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批准号为02BZW027），最终成果为专著《地域文学与唐代诗歌》。

该成果重在解决文学创作问题、文学史问题，努力改变过去文史结合过程中文史分论或重史轻文的表述结构。以文学问题立题，在文史结合中解决文学问题，同时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

在过去的地域文化和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中，人们比较重视作家的籍贯和阶层，而本课题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新的分析。首先，以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为基础讨论了文人籍贯的分布状况与文学的关系，认为家族是文化传承和文学传递的一种载体，家族承担某种文化或文学传播责任，并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家的家庭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在文学研究中显示出重要作用；僧诗通俗化与僧人阶层的出身以及他们的文化修养相关，绝大多数诗僧出生在文化落后的地区，出生在贫寒之家，文化知识不多，只是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冥思，用韵语记录下对佛教思想的阐释和理解，他们始终在自己的宗教文化圈子里活动，他们发表诗作也是缘于宣扬佛教，故通俗易懂。其次，以自己建立的《唐五代文人籍贯分布表》数据库为基础，分析不同时段文人分布的状况，指出中晚唐文化呈南移的趋势，但陕西和河南的作家绝对值仍大致始终处于其它地区的前面，或者是前列地区之一。同一区域中，作家分布往往呈现出一个或数个密集点，由这一个或数个密集点左右着这一区域的作家分布密度。即使是作家出现不多的区域，也有一个或几个作家分布的密集点，同时指出唐人的籍贯意识是很强的，但将籍贯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观念却比较淡簿。

诗歌中的地域文化的呈现固然与籍贯有联系，但和诗歌创作地点相比，籍贯只是对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静态描述，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此本课题于诗歌创作地点和地域文化的关系用力较大，费时一年有余制作《 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唐诗创作的空间分布。诗歌创作地点的变化，其特征是记录了文人空间移动形成的运动轨迹，即移入场和移出场的转换。文人活动地点的变换不仅改变描述的对象，其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京都为创作最集中的地点，这是诗歌创作地点呈现的普遍性规律。全国的政治中心应该成为诗歌最繁盛的地区，唐代陕西、河南占绝对优势，而在国力上升时期尤其如此。初盛唐大量的宫廷应制诗以绝对优势称霸诗坛，而且诗坛领袖也在他们中间产生。其基本形式分别为以文馆为中心的创作、以帝王为中心的创作和以朝臣为中心的创作。中晚唐时期，虽然二京所在之地诗歌创作数量的绝对值还是高于地方，但地方诗歌的快速增长也是事实，其增速已高于二京所在的陕西和河南。地方诗歌数量的增长有其特殊性，文人的流向取决于国家政治、制度以及时势的影响。

地域文化的表述与诗歌创作，这是对诗歌本体的研究，分别讨论唐诗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创作的区域重点及其文学表现、文化的历史传统与诗人生存的地域空间以及古都文化在诗歌中的表现和差异。其研究重点是作家的创作，如论隐逸诗人空间位置，以王绩为例，指出王绩处于政治边缘、诗坛边缘。边缘诗人不受主流诗坛的影响，诗歌或许能在保持旧传统上别于时流而独树一帜于诗坛。王绩诗的创作空间相对比较单一，他的表达大致是以自我思想和自我行为为中心的。王绩诗歌在总体上提供给我们特定历史时段某一区域文化的风貌，诗人的活动自身和诗人作品中展现的人物活动，构成了一幅绛州龙门的风俗图景，这和陶渊明笔下的故土图景在区域文化认识上是具有同样价值的。又如论历史文化传统和诗人生存空间的冲突，以李白为例，指出文化或顺承主体或对抗主体，原因之一，地域起了中介的作用,由于地域文化的介入，史、地、人关系的综合体在发生调整,鲁文化传统就是儒学传统，而东鲁则成了李白与儒家文化冲突极端表现的地点。在文化断续论中以陈子昂为例，指出文化断续表现为，由于区域不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同一时间区段中出现差异，交通发达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时间是同步的，易与时俱进；而偏远地区，则表现为文化承续的守旧和固执。初唐蜀地文人面临的文学传统由于有东晋南朝的空白而可以直取汉魏。蜀地文人，西汉以词赋为主，东汉魏晋渐趋文史而偏重史学，东晋南朝则文学衰落，间有史学问世。蜀学议论的传统，源于史学的修养，构成蜀中自成一统的文化结构。故出川后的陈子昂在风范上有别于时人，他能在汉魏传统中找到医治当时诗坛重形式打造的疾病。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在形式上复兴古调，在表述上重议论，在内容上重史学，这与蜀中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本课题论述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意在提升现有研究成果境界和开拓研究的新领域。认为文化可分为弱势和强势两大区域，也可以划分为更多层次的文化区。安史乱后，南方经济有了发展，文化也得到发展，南方成了经济重心之地，但并非文化中心，故不能说文化中心南移。文化中心仍在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北方区域，终唐之世，文化中心都未能南移，此其一。其二，文化需要积累，本土文士的出现，相对也有一个文化积累期，弱势文化区的文化积累更为缓慢，大致要到中唐时才会有文士出现，初盛唐时文士的出现是非常偶然的。其三，本土作家在表现本土文化时有局限性，他会视自身生活的环境所呈现出的景观为平常现象而不去表现，如果他们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存环境中的物象，并写入诗篇，同样也在不经意中再现某一区域的文化特征。外来作家颇有优势，他们是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环境的，从写作心理来看，他们更乐于展现跟以往经历和经验不相同的部分，而省略去相同的部分。其四，文士的移入带来某一时期的创作高峰。弱势文化区的诗歌创作，因其依赖外来文士的进入，表现为创作中孤峰独立的现象，它的前后基本上是空白地带。其五，弱势文化区的文化活动多由强势文化的介入，其人员输出源于中央，强势文化的介入，势必有两种结果，一是改造落后文化，提升弱势文化的质量；另一点就是使文化纷陈的状态渐趋一致，使原本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渐渐失去光彩和魅力。另外，以义净在古印度的创作为例进行分析，义净的写作是在特殊的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这是在非汉语文化区的汉语诗歌写作，他的创作也为研究当时诗坛的诗风诗式的嬗变在空间上提供了一个可作比较的重要例证。弱势文化区相对于中原文化，离开中原文化越远，其差别也越大，其独特性也就越鲜明。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在几种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并对其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作了理论性的分析和归纳。本课题的应用价值、社会效益：其研究的成果当会丰富文学史的表述，其方法也会对同类课题的研究有启发和促进作用，而建立的《唐文人籍贯考》和《唐诗创作地点考》两个数据库不仅为文学史专题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检索和排列功能，也会启发人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如何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使研究更为精确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