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愧 书送后代
2011-02-16    海棠依旧    浙东唐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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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愧 书送后代

                                                             人生无愧  书送后代
                                                                   ——说说郭爱珍的《回头看自己》
      我们曾经同窗共学“六长春”的郭爱珍在七十有三之年出了本书,名叫《回头看自己》。不过,她的书不是像有的人那样用来上市出卖——赚点钱的,也不是像有的人那样用来赠朋送友——收些义的;她的丈夫在《读后感》中坦言:“作为家档保存,代代相传”。哦,是用来传承后人,示意和教育子子孙孙的。厚礼哪,真用心良苦!
      我有缘拥有一本,而且先睹为快。觉得我的同学——郭爱珍真无愧人生。
      首先,在书中显示了郭爱珍的意志和毅力。五十八年的日记,五十八年的照片,“用三年时间重阅、筛选、打印”,在电脑里。年届古稀的妇人有几个能?有的人甭说去做;就是想,也不敢。它到底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用眼睛看牢荧屏、用手指击打键盘的呢。郭爱珍是想好了,实践了,成功了。我们能不为她的意志和毅力感动吗?郭爱珍的事实果真应了“有志者事竟成”的古训,也照了“人若志诚守信,乃立身成名之本”的古人格言。
      其次,在书中表现了郭爱珍的率真和巨变。
      一本有335页的书里,58页是照片,其余是文字。照片的保存和收集,实在让人吃惊。
先看看放在“回头看自己”封面上的,这是一张三人照:一个年过“而立”的身穿旗袍的妇人坐在庭院里,庭院空空的,显得空旷;那毫无意义的晾衣竿夺目地支撑成“门”字形,立在妇人后背。那妇人一手抱着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一手牵着快近一米的姑娘。沧桑和烟尘似乎诉说着摄下照片的年代已经久远。这便是郭爱珍和妈妈、和妹妹的 “三人合影”: 那快近一米的,就是郭爱珍。她的脸完全传承了妈妈的脸,除了郭爱珍迷离的眼睛和小巧的嘴巴现着幼稚、嫩气和单纯,母女俩看不出一点区别。不过,郭爱珍当时有点过于严肃,那苹果似的脸上居然没有从心里浮上来的天真烂漫的笑容,难道幼小的郭爱珍已经为家庭的生计担忧、为自己的前途操心?可它是率真的;看着它,就会让耄耋之年的人们想起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脱胎而出的新中国的落后和贫穷。
放在“回头看自己”封底上的,是夫妻照。在连绵的山峦下,是平静如镜的一库碧水,郭爱珍和丈夫周德洪紧挨着,坐在水库大坝上的拦洪堤上。郭爱珍身穿多彩的上衣,笑得张大了的嘴巴有点变形,笑得本来不小的眼睛快眯成线,笑得原来高高的鼻梁塌了下来。我们听不到当时飞扬在空中的郭爱珍的笑声,可从她丈夫依依然伸出右手想去抱郭爱珍腰肢的动作看,郭爱珍的笑声一定是无比甜蜜的;因为笑咪咪的周德洪显然情不自禁了:连本来形影不离的帽子、背袋,也被冷落了,离开他俩四五米,冷清清地在一傍蹲着。这应该是她俩的近照,彩色的。看着它,我们享受着祖国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夕照青山分外明”的开心和幸福!
      中间(从第1页到58页)便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乃至退休后等等不胜枚举的照片。我们高中毕业时题写着“同窗六长春,结伴思前程”的五同学的合照也在,列在06页;可我的那一张早不知去向了。这一张一张照片,是个人前行的足印,是人生搏击的实录;是生活不易察觉的渐变。这“渐变”的历程,前后相隔六十多年,从“黄毛丫头”变成“里公外婆”,这确实又构成了人生的巨变:可是“巨变”隐在“渐变”中;正是这样的个人巨变又宣示着国家的巨变!
      由此看来,这本书,就不只是“回头看自己”了;郭爱珍是在引导我们 “回头看自己”中去回头看社会、回头看祖国。
    《回头看自己》的内容够厚重了!
      第三,从59页开始是文字了。这里分两个部分:一是日记,这是主要的,从59到314页。后面是《编外之音》,基本是散文的,共9篇。
我觉得在“回头看自己”时,作者希图一用照片的形象、二用语言的形象来反映人生。这两者相辅相成、互补双赢,真有天作之合。
我在阅读中看到的郭爱珍,是活生生的,具鲜活的个性,拥丰满的形象:实在感人。
      在1951年的10月4日,郭爱珍有这样一则日记,她写道:“我到外公那里……带来了小姨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一到家就对妈妈说:‘小姨娘有信寄来啦!’妈忙问我:‘讲些什么?’我就把信交给妈,说:‘你自己看。’妈说:‘我哪里会认识它来,它倒恐怕认识我呢!’妈有些不好意思。我想现在正是宣传动员我妈学习文化的好机会了。我接着就说:‘你现在碰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处了。你如果认识字,早就知道这信的内容了。在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没有权利;现在新中国了,妇女翻身了,男女平等,分得了同样的田地。可没有文化也够苦的,所以政府就号召开办民校、冬校。要使每个农民妇女都识字;都能写信、看报,了解国家大事。多么自由啊!’妈听了我的话,表示赞同。最后我才将信的内容详细地说给她听。”
      这是发生在五十八年前郭爱珍母女之间的一场冲突。当时的郭爱珍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姑娘,也刚刚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过来。但她迅速懂得党的政策、理解政府用心。郭爱珍抓住机会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显得伶牙俐齿,聪明乖巧;读着个中文字,禁不住让人“扑赤”一笑后幡然有悟:郭爱珍从小就敢想敢说、积极向上。
      上初中了,1954年5月23日,有这样一则日记:
     “今天是星期日,妈妈身体不好,我一早就起床了。烧好早饭就洗衣、喂蚕。吃了早饭又和妹妹去采了廿多斤草桑。下午,跟着爸爸去割草籽。当我正坐下休息时,忽然见同班的黄霞姑与一位同学来了,她说,‘今晚学校与新建生产合作社举行联欢晚会’,要我回去准备。我想到自己是文娱委员,就很乐意地与他们一起回学校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郭爱珍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称得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堪称“工作第一”的热心人;不然正在休息也需要休息的她何以一听到与她文娱委员有关的“联欢晚会” 就拔腿去学校了呢?
      高中了,郭爱珍更加成熟了。在1958年5月18日,她写有这样一则日记:
     “我想对助学金评议委员提点意见:***同学的父亲去世了……他弟妹小,负担重。我觉得除了在精神上给以安慰外,还希望在助学金上给予适当照顾。
     “我家经济虽没有好转,但我愿意放弃助学金的享受。首先,班上有比我更困难的同学;第二,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第三,在艰苦生活的环境里能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郭爱珍应该是一个“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了,她胸怀国家、心有同学,显然是个大丈夫也。这样的人能不为国家作出贡献吗?
      郭爱珍上大学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苍天的垂怜。她说“高中毕业,我已是个大龄学生,不好意思再依靠家庭读书了”。“先与在柴达木工作的姑夫联系好,一心打算到青海去工作。”就在去寻找工作的途中, 她说:“到兰州下火车,见兰州是个不小的城市,很多西北的大学正在那里招生,上学的一切费用(包括伙食费)全由国家负担;为此,我很高兴,植根在心中的 ‘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抬头了,而且作用着我;便参加了那里的高考。中了,她考上了青海大学(现在的名称),攻读畜牧兽医专业。
      读了四年,于1962年毕业。
      毕业分配时,她没有享受照顾,没有提出一定要去舟山与当着军官的丈夫在一起工作的要求,她接受组织分配,愉快地去了“贺兰山军马场”;而且在那偏远的大西北默默地作出了为党和国家所肯定的优异成绩,她的优秀事迹登上了1964年3月的《解放军报》,她光荣地被称为“贺兰山下女兽医”。
我们因此可以想见,郭爱珍成为优秀,不是偶然的,是她长期严于律己、积极向上的结果,是她一贯听从党的教育的结果;当然,也是她秉性使然!
      后来,她被调去普陀县工作,和丈夫、女儿一起生活;再后来,1971年,她“随夫转业从普陀县农办调嵊县城区农技站工作”。在这里干了整整十年,1980年1月31日,有这样一则纪录她十年工作的日记,记的是领导对她的评价:“能积极钻研业务,工作以点带面;能坚持原则,爱憎分明;能关心群众,群众观念强;今后多跑面上,熟悉情况,注意工作方法,克服急躁情绪,争取政治上的进步”。我们相信这日记既有时代的印记,又有个性的展示,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此后的二十来年,读着她的工作日记,更多的是看到了她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情景。八十年代后的郭爱珍尽管得到过许多“先进”的称号,但是她的心是不平静的,她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对一些正在产生和已经成形的不学无术分子、贪得无厌分子、胡编乱造分子,简直做了行监坐守,时刻监督、批判、讽刺着他们,不允许他们有损国家和人民的任何利益。可惜,现在这样一心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人实不多了!
退休了,时间是自己的了,郭爱珍说“高度自由”了。
      从日记的内容看,她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游山玩水上,她与丈夫周德洪,几乎跑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照片和文字同时对旅游之所见、所感进行了实录。你看:
      在庐山宾馆,夫妻双双留下了相互偎依的倩影;在普陀荷花池傍,郭爱珍留的是迎风倚栏而立的风姿;在南京天塔,郭爱珍留的是自己站在堤坝上让丈夫周德洪老老实实地保护着自己的情感照;在北京天安门,丈夫周德洪牵着妻子郭爱珍的手并肩而立,显出庄严和神气;在“天下第一关”,郭爱珍昂着头,目视前方,好像在长城的“起始点”想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
      哦,郭爱珍爱山,恋山;郭爱珍恋水,爱水:郭爱珍与她的丈夫陶醉在青山秀水中!
      2005年,郭爱珍和丈夫周德洪干脆移居山乡,住进了后有剡源水库、前对一马平川,两傍青山相扶的新建村,过起了自己吹笛养鸡、丈夫种菜钓鱼的山乡生活!
      这时,299页的一篇《对我的称呼》的文章闪烁在我们的眼球前。它这样写道:
     “记得我六岁以前,爷爷健在,他把我这第一个出世的第三代当宝贝,总是‘爱啊,珍啊’地喊我。爷爷去世后,妈妈不无亲热地叫我‘大猢狲’,弟弟妹妹叫我‘大姐’。上中学了,同学、老师都连名带姓地喊我‘郭爱珍’。到了大学里,每个同学都有绰号,因为我有从小学开始就一直留着的长而细的辫子,所以他们叫我‘小辫子’。在贺兰山军马场,不论老少,同志们都亲热地称我‘小郭’。调回家乡嵊县,无论在城还是下乡,认识不认识,一律喊我‘郭同志’。退休后,民主党内、老年活动室的民乐组同志,无论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全都称我‘郭大姐’。我们住进‘剡源山庄’后,升级了,不分老幼,人们都叫我‘嵊县娘娘’。”
      读着称呼迭变的内容,既有人情冷暖的异常感受,也见随乡入俗的匆忙过客;但是,更多的倒是物是人非、人世沧桑的悲怆:我们毕竟年过古稀——垂垂老矣!
      郭爱珍在《后记》里说:“年至七十三岁,过去的历历在目,未来的很难估量。生老病死乃人生之必然规律。我向父亲学习,视死如归,不信鬼神。”壮哉,此言!
      看死生犹如归去,学先人笑对夕阳,当代之世有几人欤?
      这样一本《回头看自己》,看到的不应该只是郭爱珍自己;虽然郭爱珍一再强调书中的一切是她的生活的“原汁原味”。也不只包括她的丈夫周德洪;尽管周德洪很真诚、很坦率地说:“她在回头看自己,我在回头看老伴,跟着她走南闯北,品尝着甜酸苦辣,共享着喜怒哀乐。”
因为,我们要说的是,形象并不受创造了形象的人们的既定方针的限止,它,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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