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介绍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或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学术界对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外来文化研究较多，而对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有意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以企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由于语言、交通、地理等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无法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直到传教士的到来，才给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外国传教士成了中国人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唯一渠道。农民对传教士及其传播文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十六世纪末，随着利马窦等一批传教士的到来，陌生的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在惊异中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它。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教徒据说达30万人，而且农民入教的比例高高在上。考虑到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传教处在公开、半公开之中，30万的数字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另一个能说明农民接受外来宗教文化的材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均对传教士表示友好态度，并对教堂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至于康熙帝于1721年下令禁止传教，起因是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矛盾，以及出于对西洋“邪教”对中国“圣道”及世俗人心潜移默化的瓦解的担忧和警觉，并不能反映一般农民的态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机会向中国进行“文化”的输入和传播。这一次传教士是在炮舰的掩护下进入中国的，除了传教外可能还抱有其他目的。那麽，此时的中国农民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持一种什麽态度呢？事实是让我们吃惊的，基督教经一个农民之手被改造成拜上帝教，并在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成为农民革命的精神力量，主宰农民思想达四十余年之久。如果说宗教是精神鸦片烟，而此时它无疑成为农民的兴奋剂了。这究竟是怎麽回事？要知道，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不久，就发生了近代最早因民教纠纷引起的徐家汇教案，难道中国农民对外来文化真的具有一种绝对开放的拿来主义精神吗？然而当天父的灵光还未散去，中国农民又投入到一.场场的反洋教斗争中去了，到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灭洋”几乎成了所有农民的共同心愿，不但灭洋人、灭洋教，而且要灭洋货，凡与洋字沾边的都在扫除打击之列。从拜上帝教到反洋教，农民的态度又奇迹般地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农民的态度发生如此的起伏和变化呢？农民又是如何认识、理解、接受乃至排斥这一外来文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透过历史的迷雾，深入到农民的心理，对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因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而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很少去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农民又极具有现实精神，他们重经验、重实用，对闯入他们生活的新鲜事物并不一概排斥。农民重实用的特点使他们的思想在顽固保守之外，又具有变通、兼容的一面，在农民看来，只要能给他们带来福祗运气，只要能攘除灾祸，他们都愿意供奉、都愿意接受，于是“腿疾则许杖于铁拐李仙，足疾则许鞋于翘脚娘娘，腹疼则许五脏于宝藏爷爷，筋疼则许麻经于筋骨老爷，目昏则许眼镜于眼光菩萨，耳聋则许耳包于耳光菩萨。”[1]这样，农民的实用精神就为他们与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因此，当传教士传播上帝信仰时，农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排斥拒绝呢？或许他们只是把上帝当作众多神灵中的一种，同其他神灵一样，能给他带来诸如多子、长寿、发财的好运。据利马窦的记载，当他们在肇庆首次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义时，当地百姓大都抱一种好奇的态度，并乐意与他们讨论宗教信仰中的许多问题。而且“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是来自最底层的百姓，”此人是一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家人无力为他治病，将他抛弃在大路上，神父们将他接回家里，给与了必要的护理和照顾，并向他讲解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理，在得到患者的同意后，神父们为他做了洗礼，正式接受他入教 [2]。利马窦称此人“公开信仰基督教”未免夸大其辞，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很可能是为了得到护理和照顾，才勉强答应接受洗礼，未必是出于真正的信仰，这也符合农民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农民对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则是可以肯定的。
西方传教士是抱着“中华归主”的目的来到中国的，为了配合传教，他们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广泛介绍西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文化和他们国家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传播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À 传播基督教教义；Á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Â 创办西式的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在这三者中，传播基督教教义是主要目的，宣扬西方思想文化科学知识和创办慈善机构则是辅助手段。然而，由于认知主体的特点，这些被传入文化的命运却是极不相同的。
传播基督的福音是传教士最主要目的。从利马窦来到中国到1724年雍正帝正式“禁教”的一百多年里，天主教获得一定的发展，影响渗透到社会的许多领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信教的人数不断增加。农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督教满足了他们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扬原罪，提倡来世，认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怀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终进入天国。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看不到前途的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基督教的天国比一般宗教设计得更为精致，也更充满诱惑。同时，利玛窦等人也时时照顾到中国人的心理，他们学汉文、说汉话、着儒服，在生活习惯上也日趋中国化、入乡随俗。他们用基督教附会中国思想，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奉的真儒教，都是与天主教同出一源，”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因陌生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因此，农民主要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基督教的，他们信教主要是为了来世得到报偿，至于基督教提倡的对上帝无条件的服从，超功利的信仰，则很少被农民认同和接受。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早在传教士来华初期，利马窦就帮助明王朝修订历法，并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理》，他们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欢迎和信任，对传教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从此传教士一直把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作为他们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在传教士传播的各种文化中，这一部分往往最有价值，然而它却是最容易为农民忽视乃至排斥的。以属于新教的益智会为例，她们致力于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计划出版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神学、医学、力学、机械工艺、特别是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专门史（世界商业史、世界殖民史、西方文学史）等多种著作和书籍。他们声称出版书籍的目的是“启迪中国人的思想，”克服中国人的排外和猜疑心理。不管他们主观目的如何，这些书籍对于闭目塞听的中国无疑是太重要了，它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师夷人长技”的绝好机会。然而机会被轻易错过了。农民对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不感兴趣，发到他们手中的各种小册子被当作废纸丢弃。
然而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机构介绍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如医学，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可以说在传教士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创办医院等慈善机构是最成功、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1834年，基督教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为中国人治病，结果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伯驾利用给病人治疗的机会进行传教，收到良好效果。于是教会又先后在上海、舟山、宁波、厦门和香港等地相继建院办所，并成立“医院传教会”，奖励和支持以医疗为职业的传教士来华进行医药传教。对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农民不加拒绝地接受了，他们乐意到教会医院看病求医，并对它产生好感。以伯驾的“博济医院”为例，它在六年时间里先后为1.2万多名来自不同阶层的患者解除病痛，其中包括林则徐、耆英等清室大臣。西方的医药如此受欢迎，大概还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吧。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克服了农民的顽固和保守，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给他们僵死沉闷的生活注入种种新鲜的东西。但是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终归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它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地拿来，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的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没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农民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
农民是以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但这种“实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农民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缺乏理智，头脑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实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的心理、情绪、欲求都会对他们的判断、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表面看来，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而在他们实用主义态度背后则往往是非理性的冲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带着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一面旗帜。
假使没有基督教的传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十九世纪中期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那样，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面貌就不会象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样子了。十九世纪中期拜上帝会的创立实在是农民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创举，如果说以前农民对外来文化还停留在被动地接受上的话，那么这次则是主动地拿来了，标志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是否因为“洋教”比以前变得更“实用”呢?农民主动接受“洋教”，并把它改造为一种新的精神信仰，反映了他们什么样的动机和心里呢?要知道，农民虽然并非对外来的东西一概排斥，但他们终归是小生产者，无法排除历史加在他们身上的惰性力量，对外来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抗拒。而且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侵略势力抱着深刻的仇恨心里，对一般的外国人和外来事物也毫无好感，连教会的传教活动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洪秀全，却把《劝世良言》视若“天书”，把圣经崇为“真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很快征服了千万农民的心，这应该作何解释呢？
以前学者们多强调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和所反应的阶级利益都与基督教迥然不同。对洪秀全发生吸引力的不是基督教，而主要是通过圣经所接触到的早期基督教义中的阶级对抗因素和平等观念。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注入了反封建的新内容，因而得到农民的欢迎和接受。这种看法说出了一部分道理。农民欢迎拜上帝教，确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革命造反的“需要”。但拜上帝教并非只是有利于革命造反，也存在肯定权威、思想独断，不利于内部团结的一面。特别是到了革命后期，拜上帝教种种落后、消极的方面充分暴露出来。站在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接受、利用洋教，并非建立在对洋教的科学分析和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之上。农民接受洋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情绪的反映，带有很强的非理性色彩。
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矛盾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西方殖民在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摆在每个社会阶层面前，农民也不例外。但农民是小生产者，务实是他们最大的特点，除非侵略势力直接干扰了他们的生活，否则还不会引起他们激烈的反抗。从这一点看，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农民的悲惨处境促使了他们心理、情绪发生变化，最终倒向了来自异域的洋教。
拜上帝教首先出现在广东不是偶然的。广东不仅在鸦片战争时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最重，而且战后又承担了偿付赔款的大部分，包括关税、地丁、商欠等，约承担赔款的百分之七十。这巨额的赔款当然要农民来承担，使他们深受其苦，“贫寡之户，倾产鬻男女以供其求，甚有畏累自杀者。” [3]战后灾荒频繁，更给予处于贫困破产境况中的农民以致命的打击。1849年广东发生水灾，龙门县每斗米上涨到钱八九百文，河源县更是“斗米千钱”，许多县份相继发生饥谨和瘟疫，死人无数。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大批农民纷纷破产，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流徙各地，或摘野菜充饥，或靠行乞度日，或以抢劫为生，或参加饥民抢粮暴动，或加入会党实行互助自救，至于活活饿死道旁的，更是不可胜计。
我们常说农民是“传统规则的奴隶，”但那往往是指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言的。然而，一但农民失去土地，或那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不能再给他们创造幸福，经营小块土地的幻想破灭后，他们的心理、情绪便会发生急剧的变化：由安分守已、因循苟且变成桀傲不驯、大胆进取；由对现实的憎恨发展为对一切支配他们生活的精神、物质力量的否定。不是吗？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农民们，曾经千百次地、万分虔诚地向诸神佛祷告和拜祭，却始终无法使他们自已从厄运中超拔出来。他们不得不怀疑神佛是否灵验，或是否神通广大。而且杀气腾腾的官府还在神佛的名义下向农民进行明目张胆的掠夺和厚颜无耻的诈骗。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要信赖他们呢？与此同时，一个悦耳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上帝才是独一无二的神，他神通广大，能创造一切和主宰一切，“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拜了上帝可使你们“日日有衣有食;无灾难，今世平安，升天永福。”农民们还被告知建立天国乐园的伟大计划。根据上帝的“旨意“，不必等待到缥缈的来世，也不必去憧憬虚幻的幸福，而是要在“凡间得真幸福。”这个人间天国被描绘为“新天新地”而显得光彩夺目：建立兄弟姊妹般平等关系，人人一心为公，田产均耕，分配划一，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既然旧的信仰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新神来奉呢？而且他作出了如此美好的许诺。这样，农民对洋教的狂热便不难理解了。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他们接受、改造洋教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灵，他们在外来文化面前表现出高度自觉，对外来文化进行主动的选择和接受。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农民对洋教的狂热正是他们狭隘、保守心态的反映，是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宗教来自人的依赖感，人们无法主宰自已的生活，便虚构出万能的神灵，作为世间的主宰。人们崇拜神灵实际是想借助神灵这一虚幻的力量实现他无法实现的事情。神灵可以有中西的不同，而它反映的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所以当农民对旧的信仰悲观失望后，便很快投入到“洋上帝”的怀抱，并且因为信仰了“洋上帝”便对旧的信仰统统排斥，一概否定。这看似革命，实际正是他们落后心态的反映。
（三）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是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实用主义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这就使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很不稳定。当他们感觉到一种文化对他们有用时，他们可能会接受、吸取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他们感到这种文化无用、或者伤害他们利益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因此，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两个重要方面。它们在农民情感的两极不断摆动，交替发生作用。
如果说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农民的心理不断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摆动的话，那麽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盲目的排外心理无疑又占据了上风。上一次是狂热的接受，这一次是无情的排斥，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世代生活在狭小的土地上。土地面积的相对有限与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他们不欢迎任何外来人员在本乡落户。这些因素促成了农民封闭、保守、狭隘的排外心理。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他们对介入本乡的零散外来人员，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可以是宽容友好的。但当数量增多、甚至形成某种势力，有可能危及本乡本村的安宁和稳定，甚至危及个人的经济利益时，则是绝对排斥的。农民排外的文化心理很早就表现出来了，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发生的教案，就是农民与外来文化直接冲突的具体表现。但是这时列强的侵略，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还不大，农民的排外还主要停留在对教会的排斥上；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侵入，农民的生活不断被扰乱，教案数量增加，暴力事件增多，反教舆论渐趋强烈，围绕“还堂”、“建党”、“租房”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终于在农民中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排外心理。
农民的排外带有反抗侵略的性质，是一种正义的爱国行为。而农民的阶级本性使他们无法把侵略者和侵略者带来的文化区别开来，正如他们由于憎恶地主而憎恶一切传统文化习俗一样，他们也由于憎恶侵略者而憎恶一切来自侵略者的文化成果，他们憎恶一度被他们奉为神明的洋教，旗帜鲜明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洋教实在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憎恶洋货，“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4]他们不加区别地憎恶一切洋人，“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分别等差，列为“十毛之目，”“必杀无赦；”[5]他们憎恶现代一切文明成果，要将他们通通排斥掉，“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馆、学堂自当一律扫净，”“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决不饶放。”[6]农民强烈地排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的东西不仅不实用，而且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幸和痛苦：洋货的泛滥，使农民生产的土货无人问津；铁路、邮电的发展使以运输为业的挑夫、船户、车夫纷纷失业，客栈、店肆、码头纷纷关闭，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农民的排外是建立在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之上，反映了他们朴素的要求。但是农民小生产的地位和狭隘眼界使他们无法对外来文化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抉择，他们的“灭洋”往往是不分好坏，不分优劣，凡在“洋”者一概排斥，带有极端的片面性和非理性的色彩。
农民排外的精神武器是传统信仰中的天地神佛，反映出他们排外的非理性特征。正如他们曾经用洋教打倒传统的天地神佛一样，他们这次是用天地神佛去对抗外来的洋教、洋货、洋物了，形式虽然不同，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他们用传统的天运观表达民族斗争的新内容，他们宣称激起天怒人怨的洋人洋教“气运已尽，天意该绝，”而自己的使命则是“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用造谣惑众的手段，煽动人们的排外情绪，什么“男女混杂、白日宣淫，”“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洋人专偷小孩、食取其心等等；他们对抗洋教的精神偶像是传统信仰中的神灵英雄，英勇善战的赵云、马超，多谋善断的诸葛亮、刘伯温，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二郎神，智勇双全、忠义如一的关云长，以至于“人人有一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说在其意中，平时将信将疑，一遇可以附会之端，登时信以为实。”[7]甚至服饰装束、行为习惯都有自己的特点，决不与洋人混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康，我偏生病------” [8]朴素的爱国热情却是以愚昧、落后的形式表现出来。
农民盲目的排外心理是十九世纪末社会矛盾、阶级关系的产物，是西方殖民者与中国矛盾激化的结果，同时也和农民的性格心理密切相关。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重实用、重经验。一方面他们可以从经验出发，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但对于超出他们的狭隘经验，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新鲜事物，他们则表现出极端的反感甚至排斥。洋人眼睛发蓝、头发发黄，本来已使他们感到奇怪，这些蓝眼、黄发的洋人又制造出在地上奔跑的火车、能向千里之外传信的电报，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不好理解。他们对“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中，电线谓之千里杆”，他们把洋人看作具有魔力的妖怪，对他们产生本能的反感，他们编造出洋人能飞剪剪发、羽毛摄魂等种种谣言，进行攻击，而当洋人借助洋物闯进他们家园时，这种攻击就变得更为激烈了。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实用主义和盲目排外看似矛盾，却统一在农民狭隘落后的心理之中。农民重经验，但其经验狭隘而有限，无法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分析和选择。一方面他们从经验出发，接受、选择他们认为实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不理解的事物则求助于迷信的说法、荒唐的念头，在他们重经验的同时又表现出非理性的特点。这种非理性因素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既可以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迷信、狂热，也可以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排斥，而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无法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理性的分析判断，无法积极吸收融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十九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被介绍到了中国，有些在社会上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在农民那里未得到任何反映。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了一部《资政新篇》，我们惊异地从中发现建立近代工矿企业，兴建铁路、邮局，创办报纸，设立民政局，协助监督天王的政务等一系列新内容。这些内容已涉及到近代文明的重大课题，它无疑是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一次大胆“拿来，”充满了科学严谨的态度。然而《资政新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归于洪仁玕所受的西洋教育，从这点上讲，《资政新篇》并非农民选择的结果。它被冷落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外，没能产生任何影响。中国近代以来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直步履维艰，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则是农民落后的文化心态在作祟。更有甚者，一场政治风暴到来，多年学习的文化成果倾刻毁于一旦。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太多了。因此，如何改造农民落后的文化心态，消除其消极影响，依然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注释：
1、 《莱阳县志》。
2、 见《利马窦中国札记》上册。
3、 光绪《香山县志》卷15、22。
4、 《义和团》（二）第146页。
5、 《义和团》（一）第271页。
6、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0页。
7、 《义和团》（一）第180页。
8、 《且界亭杂文》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