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东山棋墅石碑考及试论其价值
2007-06-07    朱刚    浙东唐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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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东山棋墅石碑考及试论其价值

    上虞东山棋墅石碑考及试论其价值

                                                                                 -----作者:朱刚(初稿)
                                             
     “岂少名山宇宙间,地因人胜说东山。”上虞东山因晋太傅谢安“东山再起”而名扬天下。东山历来为文人墨客推崇之地。07年3月初上虞东山惊现晋永平二年高僧法兰所立“棋墅”石碑一方,3月19日笔者赶赴东山进行实地测量。石碑宽52厘米,高106厘米,厚12厘米,背毛面,正面中部双钩阴刻有楷书字体“棋墅”二字,字高22厘米,宽20厘米;左侧下部落款“永平二年僧法蘭立”8字。虽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但均可辨识。据东山开发管理处的郑师傅介绍,此碑原在东山西侧山脚用做坟前基石,后被他们巡山时无意间发现并由工人抬上山。现石碑妥善立置于东山“居士楼”东侧。

一、棋墅碑年号之疑考:
      明陈仁锡的《剡溪记》有云:“溪江平渡,二十里,望上虞龙珠山,翠色扑人。...旧有古钟,钟毁,铸为邑塔顶。惟殿后高岗,晋永平元年僧法兰书“棋墅”二字,可珍。若“东眺”“西眺”二碑隶字,不知何人所书,笔亦奇古。余拜太傅公墓,上西眺崇岗,见戚家山,王家渭山,坐于江面。”可以印证此碑所刻“棋墅”二字为晋永平年僧法兰所书。
    棋墅碑历经千年已有风化,由于采用普通条石所造,碑刻虽有剥蚀,但细看字体架构基本完整可辨,字体刻写规整,端正大气。石碑年号刻款第一字为“永”,清晰;第二字为“平”字(刻划上面一横清晰,排除其他如“兴”字可能性)由于石碑表面粗糙凹突不平,下面出头一竖稍显不清,但从上下文字间架结构排列及拍摄图片经过对比度二次暴光等处理后的显示来看当为“平”字无疑。众多理由综合如下:

1、西晋确有永兴年号,为惠帝第八个年号,存在三年,那么如为兴字,上面一横不封口,从碑及图片暴光处理   后的显示来看,上面一横是清晰的;
2、如为兴字,不合碑文字体,整体碑文是用楷书繁体字,即使是笔画反复的“墅”和“兰”字也是刻画规矩,    如是兴字也当为繁体而不是简体;
3、查东汉有永平年号,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   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   ,与碑文上的成熟楷书也无关;
4、历史上汉代也有叫竺法兰的高僧,与活动于剡溪一带的高僧于法兰不是同一人。 竺法兰,中印度人,自       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是汉地外来沙门的竺姓第一人,他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和摄     摩腾才一起被迎来洛阳。众多历史资料证实晋于法兰活动于此,新昌千佛洞窟为其与弟子于法开创建;与      陈仁锡亲身游记《剡溪记》记载的晋法兰一致;
6、楷书成熟期在三国至晋,而不是汉,此碑全文为规整的楷书字体,无隶书风格;
7、考证此碑不光要从实物看,还要与历史资料结合来看,综合分析,有些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查中国历史年号表可知,永平年号被用作多个年号的名称,如下:1、永平(汉);2、永平(晋);3、永平(北魏宣武帝);4、永平(高昌);5、永平(隋);6、永平(前蜀)。只有晋代永平年与石碑年号匹配,然而令人生疑的是《剡溪记》所记载为“永平元年”,碑刻上明明刻的却是“永平二年”,两者年份不一致。再查晋代永平年号历史,可知永平为西晋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二个年号,从公元291年正月到3月,只维持了短短三个月之久。
    《晋书·帝纪第四》载司马衷诏书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赖祖宗遗灵,宰辅忠贤,得以眇身托于群后之上,昧于大道,不明于训,战战兢兢,夕惕若厉。乃者哀迷之际,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 可见永平元年三月即改年号元康元年。历史上并无永平二年,不合常理,确实另人徒添疑问。
     再考历史上的公元291年,我们可知恰恰又是“八王之乱”的始年。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刚刚拉开帷幕,诸王参战,民不聊生,惠帝在位期间年号更迭频繁,达10次之多。此时处于南方一隅的东山离战乱之所偏远,加之高僧大德以修身养性为己任,隐于乱世之外,专注于参禅悟道。僧法兰书棋墅立碑正是年号更迭之时,而永平元年只存在了短短三个月之久便告改元。据此推考,东山之上的刻石工匠或许根本来不及知悉远在洛阳的皇室年号已经更迭,顺理成章想当然的以为旧历永平元年的年关之外便是永平二年了,实际上此时已进入晋元康元年(公元292年)了!一年之中有两个年号确实罕见,那么石碑上刻上永平二年的误差也就可以理解了。
     要说晋代永平年号的讹误也不是绝无仅有,四川广元县志自然灾害篇里,其中清代及以前旱灾记录之有载:“晋惠帝永平二年(292)二月,巴西,蜀北郡县,才皆死,苦旱。”
     查晋诗卷(01-07/二十一卷)/一百三十五卷 (逯钦立)辑中,所提及的应亨〈亨。贞从孙。南中郎长史。有集二卷。〉 有【赠四王冠诗】〖并序〗
    〖《诗纪》依《初学记》编入汉诗。曾培《初学记》校记云。亨为贞从孙。贞见《晋书》文苑传。又永平为晋惠帝年号。则后汉字误也。逯案。曾说是。〗 永平年四月。(《初学记》作永平四年。非是。)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兄弟四人。《书钞》作长世彻世从世毋地蒋公十字。)并冠。贻四王子(四王子三字。《初学记》只作之字。)《诗》曰:(○《书钞》八十四。《初学记》十四 。○逯案。晋惠帝永平年元年三月即改元元康。此云永平年四月。仍有讹误。通典五十六载王堪冠礼仪云。永平元年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孙设一席于东厢。引冠者以长幼次于席。南面东上。宾宗人立于西厢。东面面上。堪立于东轩陈元服于席上云。据此王堪为冠者之一。又王堪之字曰世胄。《书钞》引序文有世彻、世从 、世毋三人。世毋乃世胄之脱误。可证此诗为王景系、王世胄等加冠作。序文四月为正月之讹。)
     可见对于西晋永平元年改元康元年,当时的民众受到战乱、诸王分割而治和地域偏远闭塞等原因,很多未有知情,以至于出现了永平年四月、永平二年之讹误。换做太平盛世,搞错皇帝年号不是小事,是要杀头丢命的,而在八王之乱的战乱岁月里,皇帝自身难保,谁还会在意诸如东山偏远之地的普通石碑年号之误呢?!直到1300余年之后的明代,我们才在陈仁锡才的亲身游记《剡溪记》里看到将这个讹误修正过来,记载了与历史保持一致的“晋永平元年”之称(实际为292年)。

二、高僧“于法兰”考:

    棋墅碑所立僧为法兰,查晋代高僧惟有于法兰是矣。
    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 《高僧传》卷第四中有言:
    “于法兰。高阳(河北蠡县)人。少有异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为业。研讽经典以日兼夜。求法问道必在众先。迄在冠年风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远。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尝于冬月在山冰雪甚厉。时有一虎来入兰房。兰神色无忤虎亦甚驯。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祇常来受法。其德被精灵。皆此类也。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华寺是也。时人以其风力比庾元规。孙绰道贤论。以比阮嗣宗。论云。兰公遗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坑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居剡少时。欻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乃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沙门支遁追立像。赞曰。于氏超世综体玄旨。嘉遁山泽。驯洽虎兕。别传云。兰亦感枯泉漱水。事与竺法护同。未详。又有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与兰同时比德。兴以洽见知名。渊以才华著称。道以义解驰声矣。”
    追溯佛教本源,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六家七宗,而有五家的代表人物都曾长期活动于剡东一带,包括四位解意之祖:竺道潜,支遁,于法兰,于法开。而新昌大佛寺西约300米的峭壁悬崖上,有千佛石窟,相传即为东晋(345—350)高僧于法兰、于法开所创建,初名元化寺;南齐永明三年(485)开窟造小佛千余尊,改称千佛院。法兰主要活动区域也可以大致确定,在下起东山上至剡东、新昌一带,直到后来远赴西域而客死象林(今越南境)。
    东山棋墅碑的发现,证实于法兰公元292年书立碑于东山,比日后“东山再起”的谢安出生早了整整近30年(谢安生卒年为320-385年);其后于公元345-350在石城山足与弟子于法开携手创建元化寺千佛石窟,那么有年代可考的高僧于法兰在世时间约60岁左右,其十五岁即出家较早,加之后期其赶赴西域取经的时间计算在内的话,法兰应为高寿之僧了。东山其所书棋墅二字俊秀雄浑,功力深厚,也应了沙门同仁慧皎褒赞所言:精勤为业,名流四远。

三、棋墅碑形制及书法考:

    碑为刻石中的一类形制。《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聘礼》郑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分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其林,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按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非石亦曰碑,假借之称也;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后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凡刻石先立石,故知竖石者,碑之本义。”王注:“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秦之纪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曰碑者汉以后之语也。”
    晋承袭曹魏禁碑之旧习,故亦下禁碑之令。其理由“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为辞。故晋代遂向帖学发展,所立碑版不多。西晋因禁止立碑,流传丰碑巨碣较少,著名碑刻《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阳神道阙》、《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刘韬墓志》、《枳杨府君碑》、《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王兴之夫妇墓志》等。都是工整的隶书。故历来晋碑难得。阅东山棋墅碑,其年代久远,自然古朴,虽形制简单,石碑质地也较为普通,但系高僧法兰为东山奕棋的房舍命名而书刻。文笔苍劲有力,字体规整俊秀,实为楷书之大家风范,今国内所见法兰真迹书法石刻惟有此碑。
    东山棋墅碑刻虽廖廖数字,但其本身的文物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中国书法演变历史,大致可以有以下的发展脉络:
    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走向末路。这种定型化的隶书到魏、晋,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简约省便的楷书兴起,这样楷书取代隶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汉代以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进入晋代。书法又出现了一高峰。隶书的草写,称为隶草,隶草是将隶体基本结构消解,只保留波磔,主要用于写奏章,所以也称章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在章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今草。同时,还出现了楷书和行书。可以说,到了晋代,篆、隶、草、行、楷诸体已经齐备。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代表书家是钟繇和王羲之。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期,官至太傅。他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曾与王羲之并称“钟王”。宋人《宣和书谱》中评价他的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即楷书)之祖”。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其作品还有《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等。钟繇和王羲之等书家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
    东山“棋墅”碑立于292年,与钟繇去世(151-230年)230年相隔62年,比王羲之(约303-361)书法成熟期写就《兰亭序》的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又早了61年,使得钟繇到王羲之之间的楷书演变期有了过渡的实物见证。“棋墅”碑文均为楷书,楷书演变到此可见已相当成熟,着实令人惊叹。检索留存于世的大量晋代碑刻字体,大多介乎隶楷之间,较为规整的成熟晋楷难得一见。“棋墅”为晋碑,且刻写于292年,此碑的价值不可估量,有力佐证了三国至晋初中国已有成熟楷书出现的论断,同时也补充和完善了中国楷书书法演变的相关史料。


四、“棋墅”有关词句与传说典故:

     与棋墅有关的诗句从众多典籍中可搜寻一二,也从诗句里可以读到关于谢安以及后代文人墨客关于棋墅的相关典故和描述。

1、南宋.周密---朝中措(东山棋墅)

    桐阴薇影小阑干。昼永琐窗闲。当日清谭赌墅,风流犹记乐山。


    犀奁象局,惊回槐梦,飞雹生寒。自有仙机活著,未应袖手旁观。


2、宋:张 炎
       余载书往来山阴道中,每以事夺,不能尽兴 。戊子冬晚,
与徐平野、王中仙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萧飒。中仙有词
雅丽 ;平野作《晋雪图 》,亦清逸可观。余述此调,盖白石
《念奴娇》鬲指声也。
      行行且止,
      把乾坤收入,
      逢窗深里。
      星散白鸥三四点,
      数笔横塘秋意。
      岸觜冲波,
      篱根受叶,
      野径通村市。
      疏风迎面,
      湿衣原是空翠。
      堪叹敲雪门荒,
      争棋墅冷,
      苦竹鸣山鬼。
      纵使如今犹有晋,
      无复清游如此。
      落日沙黄,
      远天云淡,
      弄影芦花外。
      几时归去,
      剪取一半烟水。


       ---“争棋墅冷”,指传说谢安与人弃棋争胜的典故。典故暗含谢安隐居会稽东山的故事。在此,“敲雪门荒”指谢安会稽之别墅故居,今已门前冷落。“门荒”,“墅冷”廖廖几字显现出世态炎凉,不禁令人大发慨叹。作者联想到时局,“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因此发出“纵使如今犹有晋,无复清游如此”的哀叹。


五、棋墅与东山、谢安及唐诗之路之间的联系:

    根据棋墅碑所立时间292年的推考,说明东山寺早在1700多年以前就已经是高僧大德隐居的世外桃源,那是一个礼佛的时代,仿佛见得当年东山国庆寺繁盛时的香火袅袅、经幡飘扬;依稀听到颂经礼佛时的木鱼声声。而此时谢安还没有出世,也没有人知道东山日后会出现一个声名远扬的东晋太傅,直到他的大隐及随后的再起,东山更为声名远播,所谓地因人胜是也。
    谢公走了,而崇拜谢安的历代文人墨客却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白,赞美谢公诗词达十八首之多,为寄仰慕之情更是不远千里跋涉入山阴,进上虞,登东山,并由此溯江而上领略山阴风光,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他如杜甫、白居易等大文豪等等也大都慕谢公而来,历游饱览沿途风物,诗人们走过的这条路径被后人称之为“唐诗之路”。
   “棋墅”在上虞东山,晋高僧法兰立此碑可证。东山是江南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它历史悠久,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留恋往返,这也是东山的独特人文魅力之所在,东山作为唐诗之路的源头显然是有众多理由的。
    
六、东山棋墅碑的发现,我认为有以下多方面的综合价值:

1、晋代禁止立碑,所传真迹碑刻廖若星辰,"棋墅"楷书碑对于中国书法尤其是楷书的形成、演变和断代有着重要研究价值;

2、书写、立碑之人为晋代著名高僧大德于法兰,更显可贵;国内仅见其书法真迹刻碑,本身具有珍惜的文物价值;

3、对于东山文化的研究和唐诗之路与佛教渊源的探索论证,此碑是重要的实物见证;互相连贯,联系颇多。

4、对于晋代初期,尤其是西晋八王之乱下的年号更迭变迁及相关历史背景等有史料价值。

5、对于诠释“棋墅”名称之由来、丰富东山及唐诗之路文化有着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东山棋墅碑有着独特的人文和历史价值,大有文章可做,目前最紧迫的是落实保护和相关考古鉴定工作的确认。文章仅为个人一孔之见,望继续与同好探讨、携手努力,在探索中不断发现历史,以实物说话,来丰富唐诗之路的内涵!

                                                          ----朱刚      初稿于07年6月(未经许可请勿随意转载)

*部分考证注释:

1、明  陈仁锡 --《剡溪记》

      [明](公元一五八一年至一六三六年)字明卿,长洲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九年,卒于穆宗崇祯九年,年五十六岁。
      (《明史本传》云:“年十九举万历二十五年乡试,”则当生于万历七年。此依《续疑年录》及《历代名人年谱》,不知何据)万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七年)举人。久不弟,究心经世之学,多所论著。天启二年,(公元一六二二年)以殿试第三入授翰林编修。明年,丁内艰。复起直经筵,典诰勅,以不肯撰魏忠贤《铁券文》落职。崇祯初,召复故官。累迁南京国子祭酒。卒,谥文庄。仁锡著作颇多,诗文有《无梦园集》四卷,《明史艺文志》及《古文奇赏》、《苏文奇赏》、《史品》、《赤函》、《四书考》……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2、中国历史年表

3、《晋书·帝纪第四》

4、八王之乱:
    (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太熙元年(290)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与楚王玮合谋, 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伦联合齐王冏起兵杀贾后。永元年(301),赵王伦废惠帝自立。赵王伦篡位后,镇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伦。齐王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底,河间王又从关中起兵讨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冏,政权落入乂手。太安二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合兵讨长沙王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 ,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分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

5、晋诗卷(01-07/二十一卷)/一百三十五卷 (逯钦立)辑

6、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 《高僧传》卷

7、<中国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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