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２００９年８月８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１９４９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１９５０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也使我们今天得以拨开时间的迷雾，在岭南的文化版图上寻找这样一位文化宗师的身影。
乡教十年，苦读奠定学术基础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北大讲史，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9月，钱穆来到了人文荟萃的文化古都北平，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年，钱穆刚好36岁。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联大执教，编撰《国史大纲》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在昆明，北大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同他在北平时讲课一样，教室内外都挤满学生。学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苦于课外找不到
这类书籍来读。钱穆有感于此，并在朋友们的提议下，决定编撰一部中国通史。他翻出行李箱中有关中国通史的笔记，开始整理编写。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课余奋力写作，完成了8篇、46章，30万字的史书。因“苦书籍之未备”只能依据他的笔记和超人的记忆力“大刀阔斧”地进行撰述，因而取书名为《国史大纲》。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谈到编撰中国通史既要简明扼要，又要做到以下二者：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文化社会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钱穆就是本着“通史致用”、“考史明变”的主张，按照《春秋》笔法，在《国史大纲》中考察了我国各个历史时代的“世运兴衰”和“人物贤奸”，他特别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考评，十分赞赏和推崇太史公在《史记》中创立的“列传”体。后来，他在《张晓峰五千年史序》中谈到：“史之本质虽在事，而事之主动则在人，历史记载人事，而人为事主，无人亦何来有事。”“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于群业……故列传一体，实为史书中最进步最完备，而又得历史之真情真意者。”
钱穆毕生所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当西方文明随坚船利炮传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因应？我们是否应该抛弃所有传统，全盘西化？是否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取？二十四史，只为一帝王家谱？中国几千年只有封建专制之黑暗统治而别无建树？钱穆的答案是：否！此外，中国古代政权是否只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钱穆的答案是：否！自汉唐以来，中国已成为一个大统一的士人政府。即权力掌握于知识精英手中。布衣可以封侯拜相，就是说普通人也有机会掌握权力。自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尤其打开了掌握政权的方便之门……钱穆对待历史始终充满了温情和敬意，他一生学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旨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时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
结缘岭南，香港创办书院
1949年，大变革的前夜，钱穆忧心时局，南下广州，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历史也没有想到，从此，一代史学大师从此与岭南结缘，得以在平静的学术环境下构建自己学术研究体系，几乎凭一己之力延续了中华文化最纯粹一脉。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亚洲文商学院在夜间上课，系夜校性质，由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教师有唐君毅、张丕介、罗梦珊、程兆熊等。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 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1949年10月10日晚上，亚洲文商学院在香港九龙佐顿道伟晴街华南中学的三楼上举行了开学典礼。
亲眼目睹新亚书院创办全过程的徐复观在《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中称：“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余英时也回忆说：“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事实上，钱穆心中“新亚”一词即“新亚洲”之意，即“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钱穆希望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建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中心。
钱穆主讲的中国通史课，是学校最大的号召力量。新亚书院迁入桂林街后，来访的学人增多，限于学校的规模和经费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的倡议下，创办文化讲座，利用晚间无课的时间，每周洽请校外学者做公开的学术讲演。新亚文化讲座每周末晚上7至9时在桂林街校舍的四楼大教室举行，可容纳百人左右。每至周末，无论是寒暑风雨，校外来听者常常满座，留宿校内的新亚书院学生只好环立于旁，挤立墙角而听。新亚文化学术讲座从1950年11月开始，到1955年初举办了139次，共讲122个专题，内容遍及新旧文学、中西哲学、史学、经学学等，其中钱穆主讲有中国史学之精神、老庄与易庸、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禅学、孔孟与程朱等21讲，成为讲座的核心力量。
钱穆初到香港时，虽然是国内望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但是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他却是没有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新亚书院建校之初，并没有得到香港政府以及国外教育机构的基金支持，与香港唯一一所大学——香港大学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怀着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精神，为创办学校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经过数年来的辛勤耕耘，他们的办学理想终于引起香港各界及国际上的关注和瞩目，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自从1954年5月正式与中国雅礼协会合作以来，新亚书院每年得协款2.5万美元，自此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到1959年秋时，新亚书院已拥有8系1所，456名学生，成为当时香港一所享有盛誉的大学。
为表彰钱穆的学术成就和献身教育的精神，1955年6月27日，香港总督兼香港大学监督葛量洪在香港大学1955年毕业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是香港大学自创办以来，第三次颁授这样的学位，其中一次是胡适1935年获此殊荣。在颁授典礼上，葛量洪说：“钱先生系一著名的华人学者，他这次接受本大学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为本大学增光不少。”
台湾辞世，魂归太湖水滨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余英时在钱穆逝世后为先师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上联写钱穆平生治学宗旨及入台后的书斋岁月，下联写钱穆前半生之选择及心怀故土乡魂的深情。作为钱穆嫡传弟子的余英时，与钱穆保持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样一副挽联，大概是对于钱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钱穆大事年表
１８９４年生于今江苏省无锡市。
１９１０年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１９３０年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
１９３１年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１９３５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１９３７年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１９３９年《国史大纲》脱稿。
１９４９年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１９５０年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１９６１年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１９６７年十月迁居台北。
１９６８年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１９７４年撰《八十忆双亲》。
１９９０年 6月迁出素书楼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１９９２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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