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学术上的楷模。学界通常都称他为任公，我也一直以任公称他，以示对他的敬爱和尊重。他的离去给我国学术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在这悲痛的日子里，追忆任公一生开拓奋斗的历程、总结任公的卓越贡献和阐扬任公的崇高品质，当是我们对任公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不断开拓奋斗的生命历程
任公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193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生选择哲学专业的缘由，曾向友人说过，我也亲耳听他说过，是想寻根究底地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终极性问题。他“感到学哲学是个严肃的事业，要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不能了草马虎。”（《石峻文存·序》，华夏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当时北大哲学系注重中、西哲学史及佛教哲学研究，受这种学风熏陶，任公的学术兴趣也偏重于中、外哲学史和佛学。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任公和他的同窗石峻就曾打算合作翻译一本英文版讲康德的小册子。三年级读完，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和南开成立临时联合大学。任公从山东到湖南长沙报到。后参加“步行团”，从长沙奔赴昆明。历经半年，步行三千里，途经湘、黔、滇三省，沿途所见千里赤贫、民间疾苦，感悟良多，此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不能脱离中国苦难的下层平民孤立地去探索人生的终极目标和宇宙的终极本原，于是他放弃了西方哲学，转为专攻中国哲学，包括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正如他在《我的追求》中回忆的：“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上世纪50年代，任公发表的佛教论文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毛主席用“凤毛麟角”来评价他的文章。1959年毛主席找任公谈话，了解宗教研究情况，强调应当加强对宗教的研究。1964年任公受命筹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宗教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自此，任公由学者转换为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型领导，并拓展研究领域，负责全面领导中国宗教学、世界宗教、中国宗教的研究工作。
1987年任公被任命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成为文化部门对于中国图书保护、抢救、使用、建设、交流等工作的总负责人。此后，他的学术重点又一次转型，把集中精力整理中华传统典籍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顾任公一生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出一条主导性的红线：为国家的需要而学习，为国家的需要而工作，为国家的需要而拓展专业，为国家的需要而努力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项重大贡献
综观任公一生的业绩，其重大贡献有学术和文化事业两个方面，而学术方面的贡献主要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宗教两大领域，文化事业方面的贡献则是组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和领导国家图书馆。
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中国哲学涉及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传统人文学科的思想核心。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哲学是任公学术研究的中心，用力甚勤。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主导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范本，并作为大学生的优秀教材，而荣获教育部特等奖。任公的中国哲学专著，如四译《老子》、《墨子与墨家》和《韩非》等，影响深远。任公重视儒、佛、道三教哲学思想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他开创性的中国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涵，扩展了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范围。任公还长期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促进了全国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和中国哲学史学者队伍的成长壮大。我还想强调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会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曾一度面临诸多困难，刊号随时可能被撤消。为此，任公亲自到国家新闻出版署说明解释，力争使刊物得以保留至今。不仅如此，任公还帮助解决了刊物极其棘手的经费和编辑人员等问题，使刊物得以生存下来，且质量和品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称赞。刊物是学术团体的灵魂。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要长期坚持主办刊物，殊属不易。任公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繁荣，贡献是巨大的。
开创宗教研究的新局面。任公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长达20多年，是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开拓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他的贡献，首先是大力提倡和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即以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为指导，展开宗教研究。这种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宗教学术研究，既非信仰主义研究路向，也非虚无主义研究路向，而是开辟了中国宗教研究的新道路、新方向和新天地，影响至为深远。其次，提供了研究佛教、道教的思想和历史的学术成果，如任公的专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以及《佛教大辞典》等，这些成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再次，任公十分重视培养宗教学研究人才。他有组织地通过招收研究生、办正规学习班、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及创办《世界宗教研究》等途径和方式，扎扎实实地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宗教学研究人才。此外，他提出和强调的“儒教是宗教”的命题，成一家之言，影响很大。关于这个论断，虽然颇有争议，但对于推动深入地研究和把握儒家学说的特质，还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典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了解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离不开典籍。据我所知，任公在平时研究中最为重视的，一是资料，二是观点。如前所说，他对传统文化典籍高度关注和重视，把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发掘、抢救、整理、出版，作为自己的重要历史使命。他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型文化工程，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料的整理，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正如国家图书馆的《任继愈先生生平》介绍中所说：“任继愈先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得学习的崇高品质
任公一生取得的业绩、成就，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崇高品质为内在精神动力的。任公的崇高品质主要表现在勤奋、严谨、敬业和爱国。
勤奋。任公治学的勤奋，在学界是出了名的。任公生前好友杨宪邦教授多次对我说起，任公治学特别勤奋。他说，上世纪60年代在中央党校编《中国哲学史》的那段日子里,任公总是很早就起床工作，一直干到晚上11时才休息。据我所知，老一辈学者中，季老（羡林）和任公都是凌晨4时多就起床看书、研究、写作。当多数人8时上班，他们两位已工作3个小时了。有些人可能还没注意到，任公晚年右眼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只得靠左眼看书，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坚持每天照常学习、研究或工作。任公说：“怠为万恶之源，对我们读书人来说，更是关键。”他的学术成就是焚膏继晷，不分寒暑，长年苦读，潜心研究的结果。
严谨。任公治学以严谨著称，他的严谨包含着丰富内涵：一是他说：“学问是很严谨的，写一本书要看对社会有没有用，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世间没有纯学术的社会科学，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这是说，写书、做学问的严谨首先是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对社会有益。二是他平时还一再强调，在学术上要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三是“有一点可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任公语）这是说，严谨要求保持学术研究的真心，真诚。四是严谨还要求反思已有成果，不断修正自己的论点。自1956年至2006年半个世纪间，任公先后撰写过《老子》的四个译本——《老子今译》、《老子新译》、《老子全译》和《老子绎读》。为什么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任公经过不断的思考、研究，对《老子》的哲学性质产生了新的论断，就在《老子今译》后，撰写了《老子新译》。另一方面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帛书《老子》甲、乙本，1993年湖北荆门市沙洋区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老子》甲、乙、丙本。根据新出土的这两种本子，任公及时对照通行本《老子》，又分别撰写出《全译》和《绎读》两个译本。这是任公严谨治学的一个突出事例。
敬业。任公对工作极端负责，是长期的、一贯的，其精神十分感人。任公长期主持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他的敬业精神受到员工的普遍赞扬。2005年任公从国家图书馆馆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坚持每周一、四到馆，关心和指导馆里的工作。任公担任主编较多，但他从不做“挂名主编”，对于选题主旨、编章结构的敲定、书稿的审读，直至出版事宜，都是亲力亲为，尽心尽责。即使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务会议的召开，他也从会议的议题、时间、地点，甚至于茶水、午餐的安排，都亲自一一落实，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爱国。任公早年生长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旧中国苦难的现实，催促任公萌生爱国之心。在北大、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任公进一步提升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并形成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深深地热爱祖国的这片土地，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热爱支撑人民生活的中华文化。把个人的志业与国家的需要结合、统一起来，是任公人生生命的基本准则和人生实践的主旋律。任公平时和我聊天闲谈时，很少涉及生活琐事，而多是交流学术动态，更多的是谈国家时局大事，诸如教育改革、学风建设、防范腐败、贫富悬殊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