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现在是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但他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
为人师表：雅量高致
在北大中文系，当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辈教授中非林庚先生莫属，接下来就该是他的学生袁行霈了。这固然得益于其研究对象古典文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学问与道德的合一，因而这份儒雅是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不会随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对于一茬茬学子来说，他的课是很多人的美好记忆。
上袁行霈的课，的确是美的享受。俊秀飘逸的板书竖写始终是他的习惯，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他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称为好友，兴起时便在课堂上吟诵他们的佳作，优美的音质，潇洒的气度，陶醉过无数学子。
他的课是北大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每当他上课时，教室内外几乎水泄不通。袁行霈讲授的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等专题，成为中文系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他本人被视为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听过袁先生课的人，只要被问及感受，多半是“如沐春风”，有位学生说：“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
袁先生带博士生时，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博士生曹胜高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在讲话中都要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他要求学生做到学问与道德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他的学生中才涌现出孟二冬这样的时代俊彦和学界翘楚。而他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级与市级嘉奖，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
治学之道：横通与纵通
作为一名治古典文学的学者，袁行霈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但他没有囿于这些，而是由此开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格局。
早在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报》发表《横通与纵通》的文章就提出治学主张。“横通”原是贬义词，袁先生赋予它褒义，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左右打通；“纵通”则指对研究课题有纵向把握，上下打通，并加强对学术史的关注和了解。
奠定袁行霈学术地位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即是横通与纵通的成功尝试。后来他用二十年的时间撰写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三本书，把自己的学术能量全部释放在陶渊明这一个点上，以求突破。又由文学史而美术史、音乐史，继而从中国文学史出发，扩大到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他与数十位学者一起，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编辑出版的4卷本《中华文明史》，则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此书英译本将于201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仅学术上注重横通与纵通，袁行霈还喜欢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读帖。他说：“眼前是二王，颜柳，苏黄米蔡，耳边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书法与音乐，中国和欧洲，颇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惊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会贯通之境吧。
开门办馆：广纳天下贤才
自1999年开始，袁行霈成为继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之后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七任馆长。这固然是他的荣誉，但他更视之为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如何延揽人才，凝聚馆员智慧？去年年初，在他的提议下，任继愈、饶宗颐等6人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袁行霈的主张下，文史馆面向社会，开门办馆，服务大局，回报人民。当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馆精心创作了360余幅书画作品赠给灾区。他还将自己书写的对联交由荣宝斋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他注意到馆员中有很多著名诗人，但一直没有一本诗选，便经过5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他的另一大手笔是编撰国家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全书预计1500万字，将于2012年出版，可称为集全国文史研究馆之力的“文化地图”。袁行霈说：“对参加工作的馆员和馆外专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还是要尊重。”
“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是他的真情话语，绝非谦虚之辞。从书斋到社会，从教授到馆长，袁行霈都以高洁、扎实的道德学问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大约只有“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如袁行霈这样的人，才能有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