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但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一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陈寅恪生于1890年7月3日，比胡适大一岁多。1902年春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赴日，1904年夏天返回，随之冬天考中赴日官费留学，1905年冬因患脚气病回国，在家调养一年多，于1907年插班考中复旦公学。胡适在家乡一直呆到1904年2月才由三哥带到上海。先入梅溪学堂，第二年春入澄衷学堂。一年半后入中国公学。虽然两人几乎同时到上海读书，但由于学校不同，家境不同，更由于年龄尚小，不见有丝毫联系。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留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回国。先是担任蔡锷秘书，后去湖南担任省长公署交涉科长，不久又去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考试阅卷官，三年后，申请到赴欧官费留学资格，于1918年再度赴欧美。先是在哈佛学习三年，接着再赴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胡适于1910年夏天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直到1917年7月10日才回国。虽然此时两颗学术之星已经冉冉升起，但由于时空错位，他们在学术的天空中并没有相聚。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要求下，顺应时代大潮，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于是历史的风云将两人吹到了一起。

 

　　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准备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院长，没想到胡适坚辞，同时建议曹云祥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云祥同意了，这才引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陈寅恪是接受时任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的吴宓邀请回来的，正是在吴宓那儿他首次形成了对胡适其人其文的印象，并在随后的留学生涯中经历了印象从反到正的转变。在哈佛时，他和吴宓订交，而吴宓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反对者。吴宓在1919年12月14日《日记》中这样说:“……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之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这给陈寅恪很大影响，1920年2月12日，“……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呜呼，安一生常住病院，洞天福地，不闻世事，不亦幸哉。”但当1921年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他又听到了对胡与吴截然不同的评价。陈到柏林不到两年的时间，傅斯年、毛子水、赵元任、杨步伟等人也先后来到这里学习。傅与毛都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和忠实信徒；而赵是胡适早年留学美国的同学，情同手足，杨又是赵的妻子。以上四人都是胡适新文学主张的大力支持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与开拓者。傅斯年1934年8月5日与俞大彩结婚，俞是陈寅恪表妹，又是表弟兼妹婿俞大维的妹妹。陈寅恪在和这些好友的了解接触过程中，对胡适思想与学术的认识开始客观全面立体起来。

 

　　陈寅恪回国后，每逢星期六的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郊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而胡适也与这位钢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相同交往的人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王国维是胡适巧设妙计拉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曹云祥接受胡适建议后，拿着聘书去请王国维，王国维不同意。曹云祥回来请胡适想办法。胡适说好办，他通过溥仪给王国维下了道“圣旨”，因此时王国维正在给溥仪当老师，王国维只好来了清华。陈寅恪在法国留学时，通过王国维介绍认识了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王国维还把陈寅恪当作自己学术事业的传承人。当王国维决定投湖自杀时，其遗书上明白写着:“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因此，陈寅恪不仅对王国维学术上崇敬，更对他充满了感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方针是胡适确定的，王国维先生是胡适设计请来的，再加此时胡适又开始大力提倡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通过这一切两人实现了学术精神上的沟通。陈寅恪第一次正面评价胡适正是对胡这一切的肯定。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杀后，陈寅恪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下了《王观堂挽词》，文中说:“鲁连黄鹤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前一句高度称赞胡适推荐推出王国维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功绩，正是胡适的推荐，才使中华学术许多方面的“绝业”得以在清华研究院通过王国维得到传播得到承续。

 

 

　　抗战时期两人虽身分两国，但彼此从未淡释对对方的牵挂。

 

　　胡适力荐陈寅恪出任牛津中国学教授。1938年，牛津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后，由谁来担任，牛津大学想从中国的学者中挑选一位，陈寅恪作为候选，牛津大学是十分乐意的，但对他能不能在那儿安居表示怀疑。抗战爆发后，胡适被国民政府委派前往美国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7月13日，胡适前往瑞士参加世界史学大会，19日到达巴黎，24日到达伦敦，得知牛津选聘中国学教授消息后，先是于1938年7月29日写了一封信推荐陈寅恪为牛津大学教授:“陈寅恪教授〔原文是“Professor　Yingchiuh　Chen　(陈寅恪)”〕年约47，江西义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Baron　A.von　Stael　Holstein)合作。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他惟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这里指的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Th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10年之久，该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之一。”又于9月2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明了牛津的怀疑和对此事的关切:“剑桥大学(由于剑桥是从牛津分出，两者那时在一些外人那儿往往不分，故胡适此时用的是剑桥)的中国教授席，寅恪最有望。但剑桥的朋友有两点怀疑:1.寅恪能在此留五年以上吗？2.此间书本不充足，他能安居吗？我到剑桥去看了一次，藏书确不多，图书馆虽新造，但远不如美国图书馆便利舒服。剑桥的人都对寅恪期望甚殷。若寅恪能带一些应用书来，安心住五年，可在欧洲立一‘中国学重镇’。此二点乞兄与寅恪切实一商……”后来牛津确定聘请陈寅恪为教授，遗憾的是陈由于抗战时期路途艰难以及身体等原因一直没能成行。

 

　　陈寅恪力推胡适出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由谁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一问题成了当时学界甚至政界的热门话题。陈寅恪一直主张由胡适来担任，在刚刚开始议论这个问题时，他专门跑到重庆，并说此行来就是为了专门投胡适一票。当有人说要投翁文灏、朱家骅和王世杰时，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总不能单选这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当听说蒋介石专门写了个条子发了个指示，要把顾孟余选上后，在正式选举前一晚翁文灏、任叔永宴请大家的酒席上，刚一谈到此事，他即站出来慷慨陈辞:这是在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它是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我们一定要坚持学术自由的立场，同时院长也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有影响，否则还要我们来投票干什么。让蒋介石下条子选顾孟余，本是王世杰等人的运作，因王世杰等人早知学界要选胡适。在许多人眼里，驻美大使是美差，许多人眼红觊觎，此时主掌行政院的孔祥熙因这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早想把胡适换回，此刻就在造谣要换胡适。王世杰等人生怕行政院以此为由头把胡适换掉，故而通过陈布雷运动蒋介石下条子令选顾孟余，以期保住胡适。没想到条子一下，相反更激起这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弹，更坚定了他们要自主选举以及非要选胡适的意志。结果胡适入选，顾落选。

 

　　1948年12月初，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他曾对邓广铭先生说:“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适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但到了南京后陈寅恪并没再跟胡适走，而是去了广州。而胡适去了美国，后又回了台湾。两人从此隔海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