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浦友久先生的回忆
——兼及《诗歌三国志》中文版的成书经纬——
金 中
（一）
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松浦友久教授是一代著名学者，为中国学术界熟知。毕生勤奋、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公认为代表了当今日本唐诗研究的最高成就。
我于95年来日留学。在最初的一年里，对自己今后的学业方向、治学方法等均感到迷惘困惑。我冒昧地试着给松浦先生写信求见，居然收到了郑重复信，约我来早大研究室会面。
那是96年4月17日夜晚。我难以忘怀初次拜会松浦先生后的无比喜悦之情。我深深感到这是一位既平易近人，又学术精湛的老师。仅就其为文学博士这一点，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日本对于文学博士论文的审核要求极为严格，大部分学者虽然修读博士课程但并不撰写博士论文，而是留待以后漫长的教学生活中完成。长期以来，只有寥寥少数一些学术上卓有建树者，能有幸在暮年拿到学位。松浦先生在四十岁时就以论文《李白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极为罕见。从中也不难推测其聪慧与勤勉。
那天我谈了几个自己印象中的中日古典诗之别。松浦先生听后笑了，他出示给我一本本其厚厚的著作。原来我所说的那几点，早被他用精密的学术论文写进书里了。
从那以后我相继拜读了松浦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在对其考究之细致、论述之精辟深为叹服的同时，又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一种高雅的气质，这种感觉来自其著作的日语原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还有一个深刻感受就是其学术体系的庞大和学识之渊博。松浦先生在早大任教后，其学术方向从研究生时的日本汉诗转为李白。研究纵向经历了从李白的诗歌作品，到其抒情构造，乃至李白传记的发展过程。横向则扩展为整个唐诗研究，以及中日古典诗歌的比较研究。其专业为中国古典文学，而他对日本文学也有很深的了解，建立了完整的中日诗歌节奏论体系。研究外国文学不能没有本国文学的基础；研究本国文学又需要了解外国文学作为参照，厚积方能深发。局囿于自己狭小的研究领域，则只为学匠而难成大师。这就是我从松浦先生的学术中得到的启示。
通过与松浦先生的接触我确定了把从事古典和歌、中日诗歌比较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过上一段时间我直接给其家中打电话约见，以求教平日积攒起来的疑问。我和松浦老师见面基本上都在周三傍晚其所授杜牧课六点钟结束之后，于研究室交谈一至二小时。对于我刚开始涉入学术所问的那些初步幼稚的问题，松浦先生一一耐心作答。每次我在去早大的路上都怀着无比兴奋感；同其交谈时沉浸于一种幸福感；夜幕中回家的路上充盈着喜悦感。而我现在才意识到，松浦先生作为一代学术泰斗，在教学与研究的繁忙之际，对我这样一个外校的毛头学生做到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就这样，我逐渐开始了自己的学业摸索，后来考上东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松浦先生的存在，对我来说具有极大心理上的稳定感，若有学术问题他定会热诚地给我以帮助。
（二）
松浦先生说话语速极快、反应敏捷。为人谦和，但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倔”，不会轻易让步。他向我细数了同东京大学川本皓嗣教授关于和歌“四音一拍”还是“二音一拍”的论战，关于《万叶集》之书名是否为双关语同京都大学大谷雅夫教授的论战，言谈间颇为自豪。其中所涉内容为对方之专业领域，而对松浦教授来说则是专业之外，尽管如此他仍然占得上风。松浦先生特意将“《万叶集》之名的双关语”（《日中诗歌比较从稿——从<万叶集>的书名谈起》的日文版原名）作为书名，足见其自信和对此之强调。他对后来岩波书店所出《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万叶集》中，关于万叶集书名的章节漠然回避了他的观点流露了遗憾。
和松浦先生的交谈真是愉快投合。当我随口背出一些和歌章句时，他总是报以会心的微笑。对方是难得的中日诗歌二者皆通之人，很多关于中日诗歌的比较话题只有他才可交谈。松浦先生逐渐对我也产生了类似看法，说我十年后能够成为这一领域的带头人，来信对我今后寄予很大期望。
我试着用两句七言诗的形式翻译了几首和歌，松浦先生看后颇为欣赏。他在《中国诗歌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汉字“三四三四四”形式的和歌定型译法，但具体实例较少。他嘱我用这一方法并行翻译，以传达和歌的固有节奏。
同时他又建议我向早稻田大学佐佐木幸纲教授学作和歌，以加强对和歌的感悟。于是我加入了由佐佐木先生主办的“心之花”短歌社，尝试用日语文言进行和歌创作。
我每次将自己作的诗词及和歌给松浦先生寄去后，他总是对其中的和歌作品表现出异常兴趣，回信大赞“出色”、“敬服”。然而就我来看，我的那些和歌试作并不见得就达到了这一程度，也许是松浦先生提出的“外国人作俳句易而作短歌至难”这一观点在其脑海中烙印过深的缘故吧。
那是在2001年6月30日的早大中国文学会上。间隙时松浦先生嘱我翻译土井晚翠的《荒城之月》，以作为说明日文七五调同中国七言诗句节奏相似的范例，没想到这次短暂的交谈竟成永别。
后来听说松浦先生嗓子有病住院治疗，中间曾病情一度好转而复课。我给其打电话时，话筒传来了非常沙哑的声音，令人心痛。望其早日康复好当面交谈。
2002年7月，我的第二部诗集《青春现在进行时》即将在国内出版，我写信托松浦先生为我写一篇评论文章。当时心里并无把握，这种替人作文的事往往很费功夫。没想到很快就真的收到了松浦老师寄来的密密麻麻写满九张稿纸的《金中君及其诗才》一文。对他在病中特意为我撰文操劳，心中十分感激。
在将此文的校对稿给松浦先生寄去的同时，我附上了高兵兵女士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上的《和歌汉译实践体会》论文的复印件。该文指出和歌的结尾含有休音，而松浦先生提出的“三四三四四”的译法结尾不含休音，读起来略显生硬。很快我收到了松浦先生的回信，后面写道：
高兵兵氏的论文饶有兴趣地拜读了，将结尾二句变为“三四”
或 “四三”，作为共同的修正案想必很有意思。
收到这一回复我大为兴奋。以前我在朦胧中似感和歌汉译之“四四”结尾有欠生动，但从未想过如何改进，经此提醒，恍然大悟。减少一字之别给翻译的综合效果带来巨大改善。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修改，意味着松浦先生否定了自己先前主张的“三四三四四”的和歌译法。我马上回信表示对此极为赞成，待翻译出实例后很快将这一想法整理成文字。后来经判断我将和歌汉译定位为“三四三四三”形式，用这一方法翻译了一些代表的和歌作品。听说松浦先生在家养病期间仍在勤奋地撰写学术论文，我和早大的学生在印象中都觉得松浦老师不久即可痊愈，只等见面时详谈了。
这段时间我赋七律《诗赠松浦教授》：
学业攀求泛碧澜，依稀江户古长安。
芳樱广厦夸形胜，皓月寒窗叹影单。
顾况评诗堪引誉，维摩闭口适参禅。
仰公严谨勤耕著，不负堂皇博士冠。
松浦先生在《节奏的美学》一书中，论及诗歌历时虽然语音有变但节奏不改。我想对之做一阐发：即，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具细处迥异而时代的节奏感相似。对于我来说今日的东京，犹如白居易青年时初到的长安一样。将松浦先生对我特意撰文，比作顾况对白居易的延誉。第六句用了《维摩经》中所述维摩对文殊的发问默而不答的典故，这是对松浦先生患嗓疾言语不便的调侃。尾联是我发自内心对松浦先生的赞叹。
9月27日夜里，我接到早大学生打来的电话，传来了松浦先生于前日病逝的噩耗，一瞬间我茫然了，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一切都晚了……
追悼会于9月29日晚间在三鹰市禅林寺举行，会场上静静响奏着松浦教授酷爱的莫扎特乐曲。到场者甚众，一一向灵前敬献了鲜花。从松浦教授生前弟子的发言中，我愈发了解到其平生治学的勤奋刻苦，和对指导后进的不遗余力。松浦先生一生保持了一个纯然的学者风范，无论从人品还是学术业绩都达到了一代宗师的标准。我在后来的致辞中讲通过松浦先生知道了何为学术，以及日本学术的实证精神。并朗诵了那首未能来得及寄给先生的赠诗。关于这天的情景我赋七律《悼松浦教授》一诗：
送君清骨到禅林，去日倾谈岂料今。
举国凄凉摧顶柱，推余惆怅少知音。
温严勤勉学究世，冰玉幽微索艺心。
宁奏西洋陶醉曲，桂香缭绕润秋阴。
次日上午的告别仪式上，我认识了加藤阿幸女士。她是听了我前晚的发言知道我的。加藤女士笔名赖幸，原籍台湾，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清和大学教授，从事了《节奏的美学》、《日中诗歌比较从稿——从<万叶集>的书名谈起》这两部松浦著作翻译的主要工作。同我一样非常敬佩松浦先生的为人和学识，对其去世深为难过。加藤女士告诉我，松浦先生的学术著作目前只有《诗歌三国志》一书尚未介绍到中国，需要解决贯穿其中的土井晚翠《星落秋风五丈原》一诗的汉译问题。后来我们商定二人和译此书，加藤女士负责松浦先生正文及注释的全部翻译，我担任《星落秋风五丈原》一诗和松浦先生后记的翻译，以及撰写土井晚翠的生平介绍。
（三）
《诗歌三国志》是一部较为特殊的著作。松浦先生的其它论著主要是关于中国古典诗及中日诗歌之比较，这本书则围绕着《星落秋风五丈原》这首日本诗歌而展开，在末尾又附有关于小说《三国演义》的见解。《星落秋风五丈原》虽为日诗，内容却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三国演义的故事。可以通过此书，了解诸葛亮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定位，感受对于忠义道德，中日文化的相通之处。
《星落秋风五丈原》在以“汉文调”著称的土井晚翠诗作中，又是最为接近汉诗训读的一篇。其中的某些句子，就是直接引用或化用杜甫等诗句。如松浦先生所指出，日文七五调同中国七言诗句在节奏上十分对应。因此，《星落秋风五丈原》的汉译在形式上应尽量接近一首中国的七言古体诗——说“接近”，是因为此诗运用了分章节段落、反复等西洋诗的手法，与中国的古体诗又有所不同——。
向中国介绍《星落秋风五丈原》这一伟大作品，我们有理由追求完美的翻译，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尽量顾及平仄押韵等中国传统诗规则，以传达原作的“神韵”。实现此诗的韵文翻译，对于一百年前的清末留学生来说当无问题。但不知为何，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这些大师并未对这一作品留意。而在今日的中国，恐怕已是鲜有人能够完成了。我今年二十八岁，恰好也正是土井晚翠创作《星落秋风五丈原》的年龄。对于翻译此诗，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请教了日本的专业播音员对《星落秋风五丈原》的日文朗诵进行了反复练习，经过酝酿在今年八月间用了前后近两周时间完成了翻译。通过这一过程，我多少体会到了土井晚翠的苦心，并重温了他当年的感动。与加藤阿幸女士的译文相结合，使得《诗歌三国志》一书的中文版终于得以实现。也算是对松浦先生的教诲略尽感谢之情。
松浦先生的去世，对中日学界来说是巨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言也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我有多少关于创作研究的话题都想与他交谈，聆听他的见解评价呀！他在我最迷茫无助的时候，给予我以指引，使我找到了学习的方向，在留学的漫长岁月中得以愉快地投身于适合自己的研究专业。他的一两句提示，使我开始了日诗的翻译创作。我们前后见面的次数并不多，然而他对我发展成长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记得最后一次见面，他嘱我翻译《荒城之月》时，我还特别问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需要翻译的没有，他让我自己适当挑选。松浦先生绝对料想不到，我在翻译过《荒城之月》后，就敢挑战这首巨长的《星落秋风五丈原》。其生前未能见到我的译文虽然遗憾，但我相信：诗歌具有伟大的力量，能够历时千古而不灭，同时又能穿透幽冥，到达神秘的彼岸。松浦先生的在天之灵，定当对我报以会心的微笑。
2003年9月26日深夜完稿于东京银铃书房，
松浦友久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
――刊载于日本《中国詩文論叢》第22集――